朝廷在益州清洗世家、推行度田的举措，虽发生于蜀地，却如投石入湖，迅速传遍天下。
各地诸侯与世家大族皆密切关注着长安的动向，无人敢轻视这股动摇世家根基的力量。
不过，朝廷与世家大族之间的利益分歧，本就是心照不宣的事。
自秦汉以来，世家凭借土地兼并、垄断仕途逐渐壮大，向来与中央朝廷形成既合作又对抗的关系。
没有千年的王朝，只有千年的世家。
朝廷强大的时候，世家凭借知识文化的传承，垄断上升通道，绑架朝廷，让朝廷不敢对世家赶尽杀绝。
朝廷也需要世家培养的人才，帮助朝廷治理国家，牧守一方，也不敢对世家做的太绝。
双方就此纠缠不清。直到朝廷衰落，再也无力掌控天下，则世家群起而攻之，最后取而代之。
世家永远存在，王朝屡屡更替。
周而复始。永不断绝。
而此次汉室主动出击，扫平世家对治下的掌控力和影响力，为普通百姓打开上升通道，就是将这份潜在的矛盾彻底摆上了台面上。
朝中那些早年跟随汉献帝西迁长安的老臣，多出身中原世家，曾几何时也手握大量土地与依附人口。
但在董卓，李傕郭汜等人的肆虐下，他们大多破家灭族，家族势力烟消云散。
后又在刘浪、刘备等革新派势力的压制下，他们的家族彻底失去了对土地的垄断。
比如国丈伏完的伏家，国舅董承的董家等等……
这些家族早就没了佃户和家奴，只余下一些田契地契。
朝廷推行“清查田亩”时，他们首当其冲的被要求交出家族的田契。
不过他们对天子忠心耿耿，一路相随，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朝廷并没有卸磨杀驴。
关中历经战乱、百废待兴，各行各业皆是百废俱兴，朝廷大力鼓励各家投身商业。
如今长安大兴，各行各业还处于蓝海阶段，只要放下身子，肯去经商，都能赚个盆满钵满。
不少世家子弟索性放弃了传统的以农为本，转而投身商业、手工业或矿业，通过经营丝绸、铁器、盐运等产业积累财富，与朝廷形成了经济共生，而非土地兼并的老路子，对朝廷的改革举措也多持默认态度。
真正对朝廷充满抗拒的，是那些不在汉室管辖范围内的地方世家大族。
这些世家盘踞于曹操、袁熙、刘表等诸侯的领地，依旧保持着“占地千顷、私奴万人”的传统特权，深知朝廷的改革若推行至全国，自己的既得利益必将荡然无存。
是以他们对如今的汉室朝廷充满敌意，即便朝廷拥有“天子正统”的名义，且凭借平定益州、充实关中展现出如日中天的威势，各大世家门阀仍无一人愿意主动出仕朝廷。
哪怕朝廷多次颁布“招贤令”，以高官厚禄招揽天下人才，这些世家子弟也始终以守乡土、奉旧主为由拒绝，明里暗里与朝廷划清界限，用集体拒仕的方式表达抵制。
这种抵制直接导致了朝廷的人才困境。
偌大的汉室，如今坐拥关中、凉州、并州、益州数州之地，却连足额的刺史人选都难以凑齐。
以益州为例，自平定以来，朝廷始终未正式任命益州刺史，只能由张松以“益州别驾”的身份暂代一州政务。
并非朝廷不愿委派，而是遍观朝野，要么是出身世家却不愿赴任者，要么是有能力却资历不足者，始终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凉州、并州的部分郡县，基层官吏虽能通过举荐补充，高层长官却长期空缺，只能由军中校尉将官暂代，给地方治理带来诸多不便。
但朝廷对此早有预料，深知这是改革必然要经历的阵痛。
回溯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正是因为在建立政权的过程中过度依靠世家大族的力量，虽成功为大汉续命两百年，却也埋下了世家尾大不掉的隐患。
后期世家逐渐掌控地方军政，形成门阀割据的雏形，最终间接导致了汉末乱世的爆发。
如今的汉室，好不容易抓住平定益州、清洗世家的机会，着手铲除这颗危害皇权与民生的毒瘤，自然不会因暂时的人才短缺而轻易妥协。
为应对人才困境，刘浪向天子建议“开科取士”，影响后世上千年之久的科举制度，因此提前千年面世。
通过完善科举制度，从迁徙至关中的隐民、地方学堂的学子中，层层选拔有识之士，经考核后授予官职，逐步填补高层空缺。
另一方面则坚持以能任官，庸者下能者上，即便暂时无合适刺史人选，也绝不因安抚世家而妥协任用其子弟，宁愿让有政绩的地方官暂代，也要守住绝不向世家低头的底线。
最后朝廷广办官学，与民开智。倡导各家各户的适龄儿童，不论门第高低，皆可进官学求学。
官学有镇学、县学，府学，州学，太学之分。
学生启蒙皆就近入镇学，成绩优异者，经过考核达标后，由山长开具推荐书，升入就近的县学继续读书。
如此层层递进，直到学生入太学就读，毕业后就可参加科举，考中者入仕为官。
朝廷如此作为，虽短期内面临治理压力，却长远地巩固了改革成果。
此举看似缓慢，可只要坚持十年，朝廷就有数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才。
随着寒门官员逐渐成长，世家对仕途的垄断被彻底打破；而关中经济的持续繁荣，也让越来越多的底层百姓看到希望，纷纷支持朝廷的政策。
当这一切形成良性循环的时候，即便天下的世家大族们，再怎么阻拦，也无济于事。
当所有的老百姓们，都看到了上升的希望后，如果有人想要关上这扇门，他一定会成为天下所有普通百姓的敌人。
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这民心所向，就是天下大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