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局的大礼堂，屋顶高阔，吊灯明亮，比轧钢厂的可气派多了。
台下黑压压坐满了人，足足有两三百号，都是各厂抓生产和安全的干部。
有的穿着笔挺的中山装，有的还沾着油渍穿着工装，显然是从车间直接赶过来的。
空气里弥漫着烟味、茶味和嗡嗡的交谈声，但是气氛说不上热烈，倒像是多年形成的例行公事，大家等着走完这个过场。
张霖坐在靠前的位置，手里捏着写得密密麻麻的讲稿。
他倒不怯场，战场上枪林弹雨都见过，是深知这次发言责任重大，代表的是轧钢厂的脸面，更不能辜负杨书记的推荐。
旁边坐着的是杨书记，像是看出他的心思，侧过头低声给他打气：“沉住气，别紧张，就按你准备的讲，都是兄弟单位的同志，有啥说啥，讲实在的。”
前头几个厂的代表发言，内容大同小异。
第一个是某机械厂的副厂长，讲了足足半个钟头，尽是“高度重视”、“深刻领会”、“坚决贯彻”之类的套话，具体怎么落实的，一笔带过。
第二个是某印刷厂的工会主席，大谈特谈贴了多少标语、办了多少期黑板报，工人们思想觉悟如何提高。
台下不少人开始走神，有的低头窃窃私语，交换着烟卷，有的干脆靠着椅背，眼皮开始打架。
轮到张霖了。
他深吸一口气，整理了一下中山装的领子，大步走上讲台。
台下不少目光落在他身上，这么年轻的经验介绍人可不多见，有些人脸上露出探究甚至怀疑的神色，交头接耳的声音都小了些。
“各位领导，各位同志，大家好。我是红星轧钢厂的张霖。”
他的声音通过麦克风传出去，语调平稳，透着股沉稳劲儿，“今天，我向各位汇报一下我们厂在安全生产方面的一些粗浅做法和体会。说得不对、不到位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
开场白很平常，台下反应平淡，甚至有些期待落空的沉寂。
张霖没受影响，目光扫过台下，直接切入正题，声音提高了几分：“我们轧钢厂，以前也没少出事故！烫伤、砸伤、机械卷轧，都发生过！疼在工人身上，也疼在我们这些当干部的心里！我们就琢磨，保卫处除了防特务、防火、防盗，那防事故难道不重要？事故防住了，人平安，机器顺畅，产量质量自然上去，这才是最大的节约，也是对国家建设最大的贡献！”
这话有点新鲜，不那么空泛，台下安静了一些，有几个人抬起了头。
他接着讲，完全脱开了讲稿，就凭着脑子里清晰的脉络和实实在在的例子。
“比如我们炼钢车间，天车吊运几百度的钢水包，那是关键环节，也是危险环节。我们立了死规矩，吊运路线上绝对不准站人，指挥信号必须明确统一，手势、旗语都得练熟了。为啥这么严？因为高温钢水一旦泼洒，那就是厂毁人亡的大事！我们保卫处就死盯着这个，谁违反，不管老师傅还是新徒工，坚决处理，没商量！”
他又举了个生动的例子。
有个老班组，技术好，产量高，但为了图快，几次三番冒险在吊运路径下方清理废渣，被保卫处巡查发现多次警告不听。
最后一次，张霖亲自带人过去，当即勒令天车停止，全班停工学习一天，全班通报批评，还扣了当月全部安全奖。
“当时他们不服气啊，跑到厂长书记那里告状，说我们保卫处不懂生产，瞎指挥，阻碍大跃进。后来呢？没过半个月，外地有个厂真出了类似事故，天车挂钩失灵，钢水包倾覆，死了两个工人，烧伤好几个。我们厂那个班组的老师傅们听说后，后怕得直冒冷汗，班长主动来找我道歉，说要不是我们坚持，可能死的就是他们。”
台下鸦雀无声，不少人听得入了神，开始有人拿出本子唰唰地记录。
讲到轧钢线，他描述高速旋转的轧辊：“那家伙，转速快，力量大，别说胳膊，衣服角卷进去就能把人瞬间带进去，搅得粉碎！我们要求所有轧机必须装好坚固的防护罩，检修保养时必须停电、挂牌，谁挂牌谁摘牌，责任到人。光说不行，得检查。我们处的小伙子，就拿着根小木棍一个个去试，防护罩缝隙大的，木棍能捅进去的，一律判定不合格，限期整改，整改不合格坚决不准开机！”
他还讲了动力科的锅炉房，压力容器定期检验的重要性，查出一处阀门微漏，避免了一次可能的大爆炸。
讲了仓库物资堆放不仅要整齐，更要严格留出消防通道，并定期检查老旧电线，防止短路起火。
这些例子都很具体，是他亲身经历或处理的，听得台下各厂干部们频频点头。
“光查问题、下命令不行，容易形成对立。”他话锋一转，语气缓和了些，“还得帮着想解决办法，得让工友们体会到好处。
比如锻钢车间老师傅抱怨厚帆布手套不耐高温，磨损太快，费用高还不管用。我们处后勤科就多方打听，联系上一家劳保厂，试用了新型的石棉隔热手套，虽然单价贵点，但特别耐用，综合算下来反而省了钱，老师傅们都说好。
搬运班老反映劳保鞋底滑，容易摔跤，我们就建议行政科采购换底防滑的型号。这些小事解决了，工友们觉得我们是真为他们着想，不是没事找事，抵触情绪就少了，规矩执行起来就顺畅了。这离不开后勤同志们的支持。”
“所以说，安全不是挂在墙上的制度，是落实到每个岗位的操作，是融入到每个环节的习惯，更是关系到每个人切身利益的大事。”
张霖总结道，“光靠我们保卫处十几号人查，查不过来，也查不好。关键是得让车间主任、班组长真正重视起来，当成自己的事；得让老师傅们带头执行，做好传帮带；得让每个工友都明白，安全是为了自己好，为了家庭好。
我们处里定期组织各车间安全员培训，不光我们讲规矩，更让他们自己讲遇到的难题，大家一块儿琢磨解决办法，效果就好很多。”
最后，他抛出一个观点，语气凝重：“有的同志可能觉得，现在大跃进，任务重、时间紧，抓安全太耽误生产。
我们轧钢厂私下算过一笔细账：出一个重伤事故，抢救治疗费、家属抚恤金、设备维修费、停产损失加起来，是个天文数字！够买多少台新设备？够发多少奖金？更别说对工人家庭造成的永久痛苦和厂里士气的影响。这叫‘安全即是效益’！不出事故，就是给国家创造最大的、最实在的效益！这效益，看得见摸得着！”
这话像一块巨石投进水里，台下顿时响起一阵热烈的议论声。
有人沉思，有人恍然大悟般地赞同，当然，也有人皱眉撇嘴，觉得这调子有点“保守”、“算小账”，跟当前“大干快上”、“打破常规”的热潮气氛不太合拍。
讲座结束，张霖刚走下台，还没回到座位，就被好几个人围住了。
一个化工厂的安技科长急着问：“张处长，你们那个压力容器检查周期是怎么定的？依据是什么？我们那儿老扯皮！”
一个食品厂的干部挤过来问：“张处长，你们怎么督促车间自查自改的？我们那儿制度有，就是老落实不下去，查起来走过场。”
张霖站在过道里，一一耐心解答，结合对方厂子的可能情况给出建议，没半点不耐烦，也没摆任何架子。
杨书记在一旁看着，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工业局李局长不知何时也走了过来，对杨书记低声说：“老杨，你们这个小张处长，是块好材料。讲得实在，全是干货，能落地，肚子里有货。看来是真下了苦功夫钻研了。不光敢管，还会管，难得啊。”
张霖好不容易脱身，擦了下额头的细汗，接过旁边工作人员递来的一杯凉白开，咕咚咕咚喝了几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