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彦博最后以河阳三城节度使、同平章事之职离京出判河南府，他的被罢引发了帝国顶级官场一系列的人事变动。首先是枢密使韩琦接替了他的宰相之位，而韩琦在这个位置上一待就是长达近十年。这时候我们再回想几年前韩琦可怜巴巴地请求回老家养病，然后奇迹般地在老家河南相州迅速病愈，再想想他这两年的官场晋升之路以及他往后十年的宰相之尊，我们对此能说什么？当年的屠龙少年不但在政治上彻底“成熟”了，而且还成精了并在这条进化之路上一路风驰电掣地前进！
当然，韩琦的头上还顶着一个富弼，大宋朝的首相现在是富弼。说到这个富弼，想必我们至今仍然记得他在“庆历增币”事件中的种种为人所钦佩的行为。宋朝当时认为他为国立下了大功，而富弼却将其视为一生无法抹去和洗刷的耻辱，他甚至为此而数次拒绝了朝廷的赏赐，甚至连两府高官的位置都被他给一口谢绝，他当时的口中一直念念不停的只有一句话：愿陛下益修武备，勿忘国耻！
弹指间，十六年过去了，如今的富弼再不是当年的那个枢密副使，而是早已位列宰相之列。他的那位陛下从来就没想过如何精武强军，至于益修武备和勿忘国耻也是或有或无，可富弼呢？在这方面，他又如何呢？我们之前曾打趣过他，而现在其实才正是打趣他的时候，敢问富大人：你还记得当年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哼哼，夏雨荷？庆历新政的失败以及随后将近十年时间的外放已经把当年的夏雨荷给杀死了！
韩琦出任宰相也让之前同样对宰相之位觊觎良久的另一位枢密使贾昌朝彻底梦碎。这还不算什么，由于之前担心他这个“奸邪”会被赵祯提拔为新任宰相，所以谏官陈旭（我们以后还是改叫他陈升之）等人便在文彦博请求自免的时候就开始对贾昌朝发起了猛攻，目的就是为了把此人赶出京城。怪只怪贾昌朝确实屁股太不干净，陈升之等人指控他自从回京后仍然死性不改——暗交后宫女谒、违规营建私人别墅、交结宦官，这三件事贾昌朝一个都抵赖不了。于是，他不但没当成宰相，反而连枢密使的官也丢了。贾昌朝被罢为镇东军节度使、尚书右仆射兼侍中、景灵宫使，看上去他是被罢官了，实际上却是带着各种尊贵且富贵的荣誉回到豪宅里去颐养天年并等着哪天入土为安。
新任的两位枢密使分别是观文殿大学士宋庠以及原枢密副使田况，而御史中丞张昪则进入枢密院顶了田况的枢密副使之缺。那么，谁又来当这个御史台的长官呢？答案是开封知府包拯，而包拯走后的开封知府之位则是由历史上的另一位大名人翰林学士欧阳修来接任。
我们这里想说的就是，包拯此生在开封知府的位置上总共也就待了不到两年的时间（一年又十个月）。但是，包拯的这段经历却为数百年后的我国民间文学事业和影视行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尽管这里面的故事内容几乎都是在扯淡。
包拯在当上了御史中丞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再次请求赵祯立储。他向赵祯问道：“储君之位一直虚位以待，之前已经有很多人向陛下提起过这事，不知陛下为何迟迟不做决定呢？”
赵祯立马警觉！朝臣提议立储多是有私心的，因为一旦事成必然在今后新皇登基之时博得一个拥立之功，自古以来没有哪位皇帝不会感念臣子的拥立之臣，而如若事成此人也必将在新皇登基之后飞黄腾达。
面对包拯的问询，赵祯久久不语，最后他转而反问包拯：“爱卿你想让谁来当这个太子？”
包拯是何等聪明之人，他立马嗅出了赵祯这番话的深意。他回道：“陛下，臣建议立储完全是为了祖宗社稷考虑，可陛下这样问臣明显是在怀疑臣的用心。老臣已经是快年近七十的老骨头了，而且老臣膝下无子，之所以请求陛下立储绝不是为了想给子孙谋福祉，此事还望陛下明鉴！”
赵祯这才反应过来，他随即笑道：“此事不急，朕心中自有分寸和考量！”
赵祯的心里到底在考量什么？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再说，我们现在能说的是，事实上赵祯在此事上面确实不着急，他反而还有一点小激动。
帝国的上层构架此时已经重新搭建完毕，而中层干部这时候也开始逐步地走向帝国的权力核心。这年的十月，王安石被任命为三司度支判官开始接触帝国的钱粮事务，但他这两年可不是一直在京城里待着。两年前他被任命为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但在干了半年之后他就主动申请去了江南之地的常州担任知州。在常州任上，王安石又干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然后被任命为提点江南东路刑狱，直到他在这年（公元1058年）十月被召回京城担任三司度支判官。
需要提到的是，王安石和周敦颐这对神交已久的当世文学和思想大儒很有可能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有了人生的初次相会。周敦颐这位理学宗师在这里突然被我们提起或许会让人觉得有些突兀，有人更是会对这位理学祖师爷级别的大儒感到很陌生。不过，这些都没有关系，但我相信很多人即使忘记了周敦颐是谁却永远都不会忘记他的大作《爱莲说》，这其中的千古绝句更是人人都能朗朗上口：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当然，我们这里并不打算给周先生以及他的理学思想和理念单独成文。
通过王安石这两年的职务变迁来看，很明显的是“组织”正在对他进行重点培养和锻炼。放眼整个京城的一众高官，前首相文彦博和现任首相富弼早就认为王安石是一个可堪大用之才，而曾经在扬州为官时当过王安石顶头上司的次相韩琦在当时就曾经有过要把王安石收为门生的打算乃至是行动，只是被王安石给婉拒了，至于理由和原因，王安石在私下里曾向亲近之人坦言自己和韩琦不是同道中人。
除此之外，现任御史中丞包拯也是王安石的老上级，现任翰林学士兼开封知府欧阳修更是对王安石的为人和才华赞不绝口，朝中的士大夫们也以自己能够结识王安石而引以为幸。可以说，除了自视甚高的苏洵以及受他影响颇深的两个儿子外，天下的文人和士大夫们没有一个不仰慕王安石此时的煌煌盛名，未来的王相公在这时堪称大宋集偶像派和实力派于一体的超级巨星。至于老苏为什么不对王安石感冒，这个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讲。
提到了王安石，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他的那个在历史上几乎与他形影不离的好友兼克星——司马光。这时候的司马光同志也回到了京城，他的职务是开封府推官，此时正在欧阳修的手下办事。这俩人如今又有机会拌嘴了，至少这时候的他们还都彼此相看两不厌。 不过，王安石这次回来除了述职和履新外，他还给赵祯呈上了一颗炸弹——上疏请求变法！
此时的王安石三十七岁且在政治上正值锐意进取和风华正茂的年纪，此时的赵祯四十八岁，但他已经登基三十六年且开始饱受风疾的折磨。说不好听一点，赵祯现在最关心的是自己如何才能活得更久一点，另一个他最在乎的就是自己什么时候能够生出一个儿子。除了这两件事，别的事都很难让赵祯上心，除非是辽国人又打过来了。
以上的这两个事实决定了身为臣子的王安石在将自己胸中的这一团烈火摆在赵祯面前时会收到怎样的回应，更何况王安石此时的变法主张和思想虽然没有后来那般宏大和激进，但也足以震撼现有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以及体系，赵祯连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所带来的撕裂和裂变都无法接受，那么他又怎么可能接受王安石的这一套主张呢？但是，这些都不是王安石现在所能考虑到的，他只知道自己为官十余年的所见所闻和所为已经让他深刻地意识到立国已近百年的宋朝眼下已到了非变革出新的地步，要不然宋朝就只能在固步自封和因循守旧上迎来不可避免的腐朽乃至是灭亡。
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且把这句话付诸于行动，而非只是放在嘴边说道，这是王安石在“唐宋八大家”里独树一帜的地方。无论是韩愈、欧阳修还是苏轼，这些人其实也可称之为政治家，可他们当中没有人有过那种站在睥睨天下的高度去俯视整个国家和百姓的格局和意识，他们或许也关心百姓疾苦，也对社会的现实问题感到忧心，可他们终究还是更关心自己的一日三餐以及如何管理好自己手里的那一亩三分地。这其实也没错，他们这叫恪尽职守，天下之事是天子才去考虑的问题，甚至有时候连宰相都不得与闻，而这也正是他们与王安石之间的在政治格局上的差距之所在。
欧阳修和苏轼都对物欲和私欲有执念，他们是典型的具有小资情节的文人，挥毫泼墨于他们而言是情怀，做官言事于他们而言是本分，如此便是他们的全部生活和人生。可是，王安石不是这样，他虽文艺但却一点也不小资，更是不怎么注重自己的外在形象，衣食住行更是一点也不讲究。高官厚禄、金银美色、美酒佳肴，这些人间情趣都无法让王安石意乱情动，他所追求的是人生价值的实现。可是，这里面就涉及到了一个问题：如果你没有机会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那么你又该如何？
很多人终其一生不为富贵名利，但就是为了要证明自己并由此获得社会的认可，他们所追求的是人生的一个自我价值的实现。如若不能，他们就会痛苦，所谓的不能流芳百世就要遗臭万年便是这种现象和心理的最真实写照。比如，西夏国的那位大相国张元同志。王安石是文学家，也是政治家，但同时他也是儒学家，更是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简单说，在命运面前，在天命和时局面前，他虽志存高远但却不执拗，不会逆流而动，更不会为难自己。
这种说法可能会颠覆很多人的看法，因为谁都知道某些人送他的那个绰号——拗相公，但是请注意，我们说他不执拗不是在说他做事，而是在说他做人。一个懂得顺势而为的人会在时局不利之时选择退让或隐忍，但当时机出现却往往以迅雷之势行非常之举。如果没有后来的宋神宗，我相信王安石很有可能终生不会再提变法之事，而是就此做一个辗转东西南北的地方官员并潜心治学最终成为一代大儒，他很清楚自己的那一套强国理念若非遇到懂他的明君，否则就永远只能是空谈，所以他需要等，他也等得起。
王安石这次回京给赵祯上的这道奏疏在历史上非常有名，那便是被后来的梁启超赞誉为“秦汉以下第一大文”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当然，这份奏疏的名字是后人取的。这道奏疏俗称万言书，全文篇幅超长，这里我们当然也不准备予以原文呈现，有兴趣的人可以自行搜索阅读。
在这份奏疏里，王安石奏请赵祯革除国家之积弊，整顿社会风俗，重整国家的商业模式和经济秩序，革新官员队伍的选拔方式和考核准则，注重和加强在教育和文化领域的改革和创新。他在这份奏疏里可不是在假大空地故作高深不说人话，而是提出具体的试行办法，他希望赵祯能够汲取汉唐和五代时期之所以天下大乱的教训，并且他还点名提到了晋武帝司马炎，他说司马炎就是因为没有胆量给国家来一次变革和重组继而导致了后来的天下大乱国已不国。
可以说，这份奏疏并非是王安石心血来潮之作，而是他酝酿和构思了很多年才写出来的，我们甚至可以把这视为他为官十余年的心血之作，更是他十余年的终极夙愿。然而，王安石的这份奏疏并未收到任何的回应，这对他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十几年的努力毁于一旦，这并非是我们在夸大其词，这就好像一个人用十余年的时间写成了一部长篇小说，但最后的结果却是石沉大海，连一点涟漪也没有泛起。
换了任何人遇到这种事都是一场巨大的打击，失望和沮丧是不可避免的，可王安石毕竟是王安石。如前所言，他并没有因此而消极或沉沦，更没有因此而否定和怀疑自己以及自己的人生。凡事不可强求，这一切只能证明他想要谋求变法图强的意愿还不到时机。执念这个东西既能成就一个人也能毁灭一个人，一个成熟的人不是不能没有执念，而是能够对其做到收放自如，你拿得起但也得放得下。
正如当年王安石敏锐地察觉到韩琦和他不是一路人从而婉拒做韩琦的门生，此时的他也深刻地意识到赵祯和他不是一路人。他虽自比商鞅但赵祯却不是他的秦孝公。既然如此，他又有什么好值得去遗憾和沮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