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北宋有名的一代神童和才子，晏殊当年被宋真宗赵恒赐同进士出身的时候才不过十四岁，而天圣三年（公元1025年）他出任枢密副使的时候也仅有三十四岁。虽然两宋的宰辅大臣里比他更年轻就当上两府高官的人大有人在，但他这也绝对算得上是“早年得志”。对比一下，吕蒙正中进士那年已经是三十三岁，升任参知政事那年已经是三十九岁，而范仲淹在这方面就显得更暗淡了一些，晏殊出任枢密副使的这一年范仲淹已经是三十六岁了，但他此时的官职却是毫不起眼的兴化县令。没错，范仲淹比晏殊还年长了两岁，但范仲淹于礼还得算是晏殊的门生。
晏殊小小年纪就在京城里做了一个京官，而他在一堆大哥乃至是叔叔们的面前也一直都是表现得老老实实恭顺有加，甚至还因此而练就了一身高超的明哲保身之术，连他后来的学生欧阳修都说自己的这个老师为人有些“滑头”。试想一下，一个能够在寇准、丁谓、李迪、王钦若、冯拯等人的那场旷日持久的超级混战中独善其身的人能是一个简单的角色吗？而且，他可不是一直都置身事外，有好几次他都被强行拉进了那场风高浪急的政治争斗之中，但最后他却能全身而退。
赵恒死后，曹利用和丁谓最初本是谋图从此瓜分宋朝的军政大权，他们准备让刘娥和赵祯做个木偶和象征性的国家元首，此事遭到了王曾的竭力反对，而就在三人争执不下之时，正是晏殊提出让刘娥带着赵祯垂帘听政这一折中的策略才让事态得以平息。也就是说，晏殊不但在那场神仙们的打斗中存活了下来，而且最后还在刘娥那里狂捞了一把政治积分。
如果这种人都不能当上两府的高官，那宋朝实在是在暴殄天物。好在苍天“慧眼识珠”，晏殊这样的大才最终还是一路扶摇直上成为了宋朝的枢密副使，距离一品大员只差了一步之遥。可是，人一旦爬到了一定的高度就会迷失心性，就像车开得太快就容易飘，而晏殊就是如此。
就在晏殊出任枢密副使两个月后，为了制衡曹利用，同时也是为了报恩，刘娥将张耆调回京城出任枢密使。这事我们在前面已经具体说过，而正是这件事让晏殊中了魔怔。此前一直都人见人爱的大才子突然变身为一头倔牛，而且他这次所顶的人正是那个高高在上的皇太后刘娥。
晏殊得知张耆将要出任枢密使顿时大怒。类似于晏殊这种文人一般都温文尔雅，别说是动粗，就算是与人争吵都是极为少见，但这种人某天真的发起威来却会让人跌破眼镜。
没有证据和资料表明晏殊之前与张耆有过什么过节和利益冲突，可他对于刘娥这次提拔张耆就是气不过。不是说他自己想当这个枢密使，而就是纯粹地对刘娥这种行为感到憎恶。晏殊认为枢密使乃主管一国军务之最高长官，这等高位怎能因为刘娥个人的感恩之情就授之于人呢？这不是把国家的权柄当成自己家里可以随意送人的私人物品了吗？这种事恐怕也只有历史上臭名昭着的昏君和妖后才能做得出来吧？对于曹利用，晏殊倒是没什么可说的，毕竟他在澶渊之盟里立下过大功，而且后来也前往岭南剿灭了叛乱，但张耆呢？他有什么功劳呢？他凭什么就能当枢密使？就因为他曾经收留了你刘娥？就因为他是你刘娥和赵恒的月老？荒唐！
晏殊上疏言道：“宰相和枢密使肩负天下之重，这岂是庸碌无才之辈可以胜任的？张耆于国本无大功，只是对太后你有私人恩遇，但你已经给了他高官厚禄，当时你这样做就已经让天下人颇有非议了，你如今怎么能够再又让他出任枢密使呢？”
就是这么一番说辞，刘娥对晏殊的态度大变。她根本没有理会晏殊，而是一意孤行地将张耆提拔为了枢密使。这件事虽然没有让刘娥就此对晏殊展开打击报复行动，但从此她也对晏殊是好感全无，她就等一个理由从而可以把晏殊正大光明地从身边踢走。刘娥也没有等多久就等来了机会，而且这还是晏殊主动把头伸到了刘娥的刀口之下。
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正月，刘娥和赵祯率领朝臣前往玉清昭应宫例行祈福。晏殊这天也是活该倒霉，他的家奴也不知道是怎么了，他竟然忘了把晏殊的笏板给带上。满朝的王公大臣都手持笏板等待着刘娥和赵祯的车驾，偏偏就他晏殊一个人两手空空（说真的，这像极了今天某位大官的司机忘了给领导提公文包，如此可见这官场的大爷文化和传统真的是自古有之）。
等到家奴将晏殊的笏板从家里取来时，晏殊早已经在众目睽睽之下面色通红尴尬不已。恼羞成怒之下，晏殊随即就把满腔的邪火发泄在了这个家奴的身上。当着众人的面，谦谦君子晏殊突然变身暴力狂魔，他接过笏板之后便用这玩意儿狠狠地打在了家奴的脸上。这一打不偏不倚地打中了家奴的嘴，随即就是这个倒霉家奴的牙齿脱口而出，鲜血顿时直流。
堂堂西府的枢密副使在公众场合竟然如此暴力，这实在是有损大臣体统，更是有损大宋的颜面。监察御史曹修古和王沿等人纷纷上奏弹劾晏殊，他们请求以此罢免晏殊，以正典刑，以平公议。
刘娥等的就是这个，既然你晏殊这么肯配合哀家，那哀家就成全你吧！
于是，晏殊被罢免枢密副使之职，他被贬出京城出任宣州知州，不久之后又被改任为南京留守、知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也是在这不久之后，正在泰州修筑扞海大堤的范仲淹因为母丧回到应天府丁忧。
晏殊的这次被贬是他个人政治生命的不幸，但对宋朝的文学和教育事业而言却是大幸。远离了朝堂的纷争，晏殊作为一个文人的心性变得再又纯粹起来，他就此可以心无旁骛地去做自己之前想做却没有机会去做的事。在应天府这个本就学术氛围浓厚且文教发达的地方，晏殊在此地大兴文教并开始着力为宋朝培养新一代的治国育人之才，史书对晏殊在此期间的所作所为评价甚高：自五代以来，天下学废，兴自殊始。
想要办好教育的前提之一就得拥有雄厚且顶尖的师资力量，为此晏殊开始大力招揽优秀的人才前来书院授教。听闻此时正在应天府为母守丧的范仲淹在经学上具有大才且在这十几年的为官生涯里声誉甚隆，晏殊便极力邀请范仲淹到应天书院前来讲学，也就是聘请他当授课老师。就此，在这个自己曾经求学苦读的地方，范仲淹以师长的身份再度重返应天书院，他与晏殊之间长达二十余年的亦师亦友的情谊也就此开端。
范仲淹本就精于《六经》，尤其在易学上面造诣最深，而在做了十几年的地方官后，他对人生和社会的认知已然被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说句人话就是，他已经是一个被社会毒打过的青年（是的，我们这里没有说他是一个成熟的中年大叔，而是青年——愤青的青）。但是，范仲淹的心性却并没有因为流俗的熏染而变得污浊不堪以致面目全非，阅历的丰厚反而更加激起了他想要为这寰宇荡涤污浊的豪迈之气。
就是在应天书院这个地方，范仲淹成了一名远近闻名的“网红教授”，有很多人都特意慕名前来拜会他。除了每天忙于给学子们授课释疑，范仲淹还广结四方游士并与之坐而论道，而每当论及当今天下大事范仲淹便即刻化身为一头牛气冲天的斗牛，他以自己十余年的为官经历毫不避讳地大胆力陈当今宋朝所面临的各种积弊，言辞举止间无不流露出一派挥斥方遒的激昂之色。此外，范仲淹在此期间还大力倡导儒家的学子以及士大夫阶层要修身立命，他认为要想让宋朝繁荣富强，那么儒家弟子和士大夫阶层就得首先立德树人做个好榜样，否则所谓的国富民强就只能是一句华而不实的空谈。
这世间有很多人坐而论道时俨然就是一个历代未有之万古圣人，意即所谓的“立言”，但在“立身”和“立行”上却是十足的侏儒。更有甚者，嘴上一套手上另一套，会场上痛斥世间所有的极恶之人，恨不能在其生前将其碎尸万段、在其死后将其挫骨扬灰，但转过头他自己就变成了那种极恶之人。比如官场上的那些表面立身为公实则私欲难遏的贪官污吏，比如尘世间的那些表面上道貌岸然实则私欲横流极尽糜烂的虚伪之辈，当他们最后被一脚踹下冰窟的时候还会为自己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人性如此，吾亦未能脱俗。
范仲淹的可贵之处就在这里，我们都知道他后来写下的那句流传千载也必将流传万古的旷世格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从他立志于要安身立命的那一天起，直到他临终之时，他一直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践行这一句话，而这正是我本人（相信也是很多人）最为佩服和敬重他的地方之所在。
宋朝是一个尊重并重视知识分子的朝代，别说是范仲淹这种有官职的人，就算你是躲在深山老林里的一介凡夫，但只要你有大学问，朝廷照样派人把你掏出来，然后奉上一套官袍恳请你为国操劳为民谋福。当然，这也不是强迫或威胁，只要你拒绝，朝廷不但只能干瞪眼，而且还要给你发礼品或留下一堆赏赐以示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可以说，范仲淹守丧期间在应天书院的这一番作为不但没有影响到他的仕途，反而还让他的这条路变得更为光亮。一来他通过在应天府的讲学和布道让他的声名日益远播，二来就是作为朝廷重臣的晏殊对他也是格外的赏识和器重。别看晏殊现在是处于被外贬的状态，可这种人随时都有可能重新回到京城再担宰辅重职，他日等到范仲淹守丧期满，晏殊只需写一封推荐信上去都足以让范仲淹连升数级。我们这里可以很负责任地说，如果没有晏殊，那么范仲淹绝无后世之名。
提到范仲淹，我们在这里就有必要提到他今后的那位与其一道在朝堂上不畏权贵且敢于犯颜直谏的亲密战友——孔道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