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州城并不是一个大城，只能算小县城，城高丈五，大约不到五米高，就是后世两层楼高的样子，对付土匪强盗还行，对于后金来说一个简易梯子就能攻上去，所以根本守不住，在十年前被后金轻易攻下。
驻守金州城的是镶白旗牛录额真索隆，八旗制度是从女真族氏族制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最小行政单位叫作“牛录制”。
这种制度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凡出行时，不论多少人，各按本氏族而行，每10个人为一单位，各出一箭，以一人为头目。这个头目在满语中叫作“牛录额真”。
努尔哈赤于1583年起兵，到1601年时，为了巩固和拓展自己的势力，便对女真族这种世代相传的狩猎组织形式“牛录制”进行了重大的改革。
根据当时战争的需要，他把原来10人为一单位的“牛录”，改编成以300人为一单位，“牛录”成为最基本的军事单位兼行政单位。又在“牛录”基础上设置了“甲喇”和“固山”，每5个“牛录”为一“甲喇”，每5个“甲喇”为一“固山”（汉语意为“旗”），就是后来的旗主。
初建时共有4个“固山”，以不同颜色的旗帜区别，分别为黄、红、蓝、白。到1615年，也就是努尔哈赤正式建国前一年，他手下的“固山”已经发展为8个，即在四正色之外又增加了四镶色，合起来就是正黄、正红、正蓝、正白、镶黄、镶红、镶蓝、镶白“八旗”，共有6万人左右。这就是八旗制度的由来。
根据八旗制度，努尔哈赤是八旗的家长和最高统帅，八旗的旗主都必须听从他的指挥。八旗的旗主满语称作“固山额真”，一般都由努尔哈赤的子侄们担任，其副手满语称作“梅勒额真”。
以下再分别有“甲喇额真”和“牛录额真”，他们都是各部落的贵族，后来后金政权的大小官职，也基本上由他们担任。额真们拥有大量的财富、奴隶、耕地和牲畜，其中有的人甚至有“千百为群”的马匹，多至五十余所的田庄，都由属于其名下的奴隶们耕作。
在八旗内部，旗主拥有绝对权力，努尔哈赤的命令只有通过旗主才能对各旗发生效力。不过，在当时的八旗内部，还存在着明显的氏族部落军事民主的作风，实行联合共治：凡遇到军政大事，努尔哈赤都要召集8家共同商议；
努尔哈赤要举办宴会之类的事，食物等由8家均摊；而出兵掠夺来的财物，也由8家共同均分；其中最主要的规定就是，建州部首领即努尔哈赤的继承人，必须要由8家协商选举产生。
八旗的兵士，出自各部的满族平民。这些平民在满语中称作“固伦”，后来称为”旗丁”，他们是固山额真的属民。旗丁们“出则为兵，人则为民”，“无事耕猎，有事征调”，必须世代当兵，不得随意离开“牛录”，也没有迁徙的自由。
他们都有自己的耕地和牲畜，一般不脱离生产，也有部分人因战功而拥有少量的奴隶，一般是一两个到四五个奴隶。旗丁们也有赋税和徭役的负担，努尔哈赤通过八旗的各级头领向所属的旗丁征兵役和徭役，也向他们索取耕牛及各种杂物。
生活在八旗这种社会组织最底层的是奴隶，满语称作“包衣阿哈”，简称就是“包衣”。
“包衣”的基本来源是战俘，但也有满族平民因贫困或一些贵族获罪其子孙沦为“包衣”的，此外还有所谓“投充”来的等等。所以“包衣”中有汉人、蒙古人、朝鲜人、满族人等不同种族的人。
“包衣”与主人住在一起，为主人从事农耕、狩猎等生产活动，以及服各种各样的家内杂役。“包衣”被看作是主人的“财产”，主人可以任意对他们进行凌辱、鞭笞和买卖，但一般说来主人不能随便杀害“包衣”。
从以上简单地叙述中不难看出，八旗制度作为一种社会的组织形式，具有行政、军事和生产三个方面的职能，而军政合一可以说是它最大的特点。
而驻守金州的是镶白旗牛录额真索隆，也就是一个牛录的兵力，大约在三百到五百人之间，都是披甲兵，战时为兵，闲时为民，和明军卫所兵的特点差不多。
在城门守卫吹起牛角后，并不像明军一样紧闭城门，而是把城门全部打开，留守的近百名披甲兵骑马随牛录额真索隆出城应战，战斗尚武信念的欲望极为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