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梁回到宾馆，也就是有半个小时，陆小满打来电话，说是已经在楼下。袁梁下楼，看见了陆小满红色的马自达，开门上去，车内的温度正好。袁梁向左前方指指，陆小满开车左转到大院的角落，熄灯，但未熄火，空调还开着，转身下车，来到后排座位，和袁梁抱在了一起热烈地亲起来。几个月未见，自然是热情似火、如胶似漆，即使激情过后也紧紧搂在一起。
袁梁要下车了，陆小满自是不愿意，走到前排发动车子，车子一溜烟开到了盛世嘉园小区。
不知道过了多久，两个人从卧室出来，来到客厅沙发上，陆小满早就准备好了水果，摆在茶几上。
两个人懒散地吃点水果，聊着天。陆小满说，这两年，因为买了几只股票，她更关心国家政策、经济形势、企业现状。她这两年陆续在股票上投入了有近五百万元，从账面上看成果颇丰，纸上金额已达七百多万元。严世清对此也很兴奋，准备年后持续加仓。袁梁接道，也好，分散风险，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陆小满说，严世清的身体明显不如原来好了，上一次回国还在外面能混一晚上，这次回来就洗洗脚了。袁梁笑了：“不管是什么，最后还是一样，殊途同归。”陆小满也笑笑：“洗脚还能省点力气吧。年后开始，国外的业务将保持守势，不再扩张，这次也就是发货两个货柜。”袁梁说：“能保持守势就不错了，比节节败退强。”陆小满问道：“你们厂这一年的情况怎么样？”袁梁说：“增长乏力，后劲不足，竞争加剧、内部动荡，”陆小满说：“能想得到，安南的企业现在大多日子更难了，连ZGIt总公司又一次传闻要被国际巨头收购，好在里面有分厂、车间生产军工产品，国家不能放弃，才没能被收购。”袁梁说：“武城也有许多企业日子很难。”
陆小满拉着袁梁来到书房，打开电脑：“我这两年关注企业，关注国有企业，关注国家政策，这一波国有企业的改革，还是源自于1997年的东南亚经济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国家受到巨大冲击，外贸企业表现得尤为明显，外贸订单大幅度缩水，工厂积压了大量的货物，各企业无法支付工人的工资。
亚洲金融危机幕后的操盘手SUoLUoS，此人臭名远扬，以他为首的金融集团常常在世界各地炮制金融危机，并以此来谋利。继tAIGUo被成功拿下后，SUoLUoS如法炮制，hANGU、xINGJIA，相继沦陷。最后，SUoLUoS将目光又瞄上了香港，香港此时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恒生指数不断下跌，三天就下跌了近三千点，经济即将崩溃，千万个家庭在破产的边缘。为了拯救香港的经济，我们站了出来，向世界大声宣告：“只要香港特区政府需要帮助，中央政府都会不遗余力的提供帮助，保护好香港的汇率制度。”而当时大陆的境况也不太妙，一方面大陆遭遇了百年一遇的洪水，受灾严重，另一方面，亚洲金融危机也导致大陆贸易出口量不断下降，局势十分严峻，但是却一再强调，将会不惜一切代价，坚持人民币的汇率，维护好香港的金融秩序。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香港动用所有的外汇储备拯救股市，SUoLUoS最终铩羽而归，只能在高位结算期货，不但没能大捞一笔，还损失了前期投入的资金。
香港的金融危机被解除，但其造成的影响还远远没有消失，由于国外订单大量减少，国内企业一片惨淡，工厂内全是无法售出的商品，而国内却没有足够的能力消化这些商品。大量工厂开始倒闭关门，无数的工人因此而下岗，国内矛盾激增，而国企这时却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资源浪费、重复建设之象频出，好钢没有被使用在刀刃上。
金融危机造成国内市场一片惨淡，国企改革迫在眉睫。”
袁梁说：“我们一机厂一千多人，也是这样，就现在的市场状况来看，有一半的人就足够，东南亚市场也是我们的主要国际市场，我们受到的冲击很大，订单减少很多。”
陆小满说：“国企之所以必须改革，还有一个表面的原因，就是企业的内部原因。国企设立的初衷，是为国家财政创造效益，支撑国家建设和发展，但国营企业僵化的管理制度，必然要被时代淘汰，干多干少都一样，大锅饭的模式无法激发工人的工作热情，造成人浮于事的窘境。当然表面上的原因不只是这些，但归根结底的原因是持续了几十年的国有企业体制日益僵化，与市场脱节，阻碍了经济的活力，再加上大量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它们拥有更加高级的技术和成熟的营销模式，挤占了国有企业的生存空间。在外资的冲击之下，国营工厂的经济效益急速下滑，渐渐失去了供养大量工人的能力。这样，企业就必须改革，而企业破产也不可避免。
现在的安南，产业工人太多、劳动力供大于求，这是长期以来国有企业盲目建设、重复建设的结果。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人的就业体制和政策都是长期依靠分配，这造成了企业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无数的国有工厂成为了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不破不立，国有企业改革也就势在必行，不可阻挡了。”
袁梁说：“我也知道企业必须改革，现在企业的负担太重了，各种摊派、收费，各种关系掣肘，就企业的领导班子还要组织部门任命，企业没有一点自主权来说，这样僵化的体制，就无法使企业适应市场化发展。”
陆小满说：“改革开放始于1978年。1978年冬，安微大岗村农民以“托孤”的方式，冒险在土地承包责任书按下鲜红手印，实施了“大包干”。这一“按”竟成了我国农村改革的第一份宣言，它改变了中国农村发展史，掀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1978年前，年人均口粮40余斤，几乎每户都有出门讨饭的历史。1979年秋，大岗生产队获得大丰收，粮食总产6万多公斤，相当于1955年到1970年15年的粮食产量总和，自1956年合作化以来第一次向国家交了公斤公粮。1980年5月，《关于农村政策问题》重要讲话发表，肯定了大岗村的大包干。自此，在农村的改革成功之后，企业的改革也要进行。
在1997年，安微省，国家层面就策划进行一场全国性的改革，这场试验就是从安微省开始，这里是二十年前自由市场改革开始的地方。1978年，安微大岗村农民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红手印，拉开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基于这种历史沿革，安微省被选为四大行业工业企业改革的试验场。如若重组理念取得成功，这可能成为一场全国性的国企改革的试点甚至蓝图。在国家层面、安微省政府不同部门的代表，以及东欧专家，经济学家和官员等，考察了钢铁、水泥、化工和化肥这四大行业的大型工业企业。
这些企业都背负着巨额债务，由于过去数十年间企业接受来自不同部门的政府资金，譬如工业部、地方政府、省政府和国家层面，债务情况错综复杂，这些资本相互交织、乱成一团。而企业老旧的设备生产的产品无法与国外进口的产品竞争。而企业办社会，工厂附属着学校、幼儿园、食堂、诊所、退休人员活动中心，就像是一个五脏俱全的小型城市，工人在这里出生、上学、结婚、工作、生活、死亡。
ZGIt总厂有近十万人口居住在这里，包括退休职工和工人家属，企业必须保证这些人的生计，没有资金投入，无法和国外的企业竞争，还要背负沉重的包袱，这就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期间必须面对的、难以克服的挑战。
国有企业承担工厂职工的住房、医疗和退休，基本涉及到生活、社会、物质福利等方方面面，这种国有企业模式解决了新中国成立时面临的核心问题。可是，在九十年代的全球化竞争中，中国的企业必须要摆脱其背负的社会重担。这要求从医疗到教育、从住房到保险的全面商业化，所有这些都需要法规规范。最终，所有成本都将转移至资本市场。于是，一场全面的、彻底的改革呼之欲出，因此，1998年中国开始对国有企业和整个社会构架进行重大调整。”
袁梁看看陆小满：“陆教授，名副其实啊，你的材料很翔实啊。”
陆小满得意道：“你以为呢，我们在学校里白拿工资，白吃饭？企业改革虽说是1998年掀起高潮，肯定要有所作为，在这之前，肯定要未雨绸缪，就在这方面有了准备。1996年，老工业基地东北开始下岗潮。1996年，者城市作为改革试点进行了经济结构改革，者城市市长提出对市内的国有企业进行改革，主张员工可以持有公司的股份。经历了几年的改革，者城据说已经焕然一新。观摩者看到改革后的国企，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工人的收入提高了，生产的商品质量也比以往有了进步，在肯定者城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意见。在会议后，者城按照上级的意见继续深化改革，国企的活力再次被释放。有了成功的先例，领导对国企改革更有信心了。者城的国有企业改革大部分集中在中小国企，如果将者城经验直接照搬在大型国企上面是会水土不服的，于是在对国企的现状进行剖析后，决心三年之内一定要让大多数亏损的国企摆脱困境。于是，1998年3月会议上，列举了三个阻碍国企发展的原因，分别是重复建设，盲目建设和人员膨胀。重复建设是指同一个商品，许多企业生产，加剧了同一行业的竞争，大量的商品由此而积压，导致产能过剩，商品浪费；盲目建设是指为了成绩好看，不按照实际出发随意建设；人员膨胀是指国企人员过多，造成效率低下。会议过后，开始就三个问题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从纺织业开始入手，众多行业中它问题最严重，改革难度最大。纺织业拥有大量的工人，如果处理不好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要运用多种手段推动纺织业进行经济结构转变，在获得经验后又继续推广到其他产业上，效果显着。
于是，安州作为国家纺织行业、纺织机械行业最重要的基地，许多企业改革，许多企业职工下岗。国有企业的改革会让一部分职工下岗，领导也考虑到了这一点，他在会议上不止一次提出要做好下岗人员的再就业工作，避免人力资源的浪费。但这一点并没有解决好，许多改革的企业误入歧途。
国企改革，就是要抱着粉身碎骨的决心来干这件事，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
袁梁说：“现在武城周边地区的企业，明显感觉到了市场的寒意，感觉到企业改革势在必行，但也不知道怎么改，地方政府目前还没有强力推进。”
陆小满说：“不然怎么叫者城的那位卖光市长，配套的政策、措施不到位，先卖光了事。”
袁梁呆在那里，如果势在必行的话，假如到了武城，那又是什么样子呢，就武城的现状来说，显然就是措手不及，就是卖光的话，怎么卖，卖给谁，这也无从谈起，何况那几个职能部门，也就是那个形状，那还不是血雨腥风、哭爹喊娘，一地鸡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