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林脑海中记得最清楚的是川省北川县农民王者成赠给儿子王建堂的那面“死”字旗。
白布旗正中是一个大大的“死”字，旗子上写着“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本欲服役，耐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每当想到这个故事，于林也是忍不住热血沸腾，他对川军这些勇士们是由衷感到钦佩，无论是抱病出川就英年早逝的刘湘将军，还是死战到底的王铭章将军，以及慷慨成仁的饶国华师长，还有那些浴血奋战的川军将士。
今天于林打算亲自看看这些奋战在第一线的勇士们，尽可能给予这些可敬的人一点儿帮助。
一个多小时后于林已经进入湘省长沙境内，现在已经是后半夜了，于林通过神识探查着下方的情况。
在于林的记忆里，樱花人第十一军于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四日发起第一次长沙战役，从赣北、鄂南和湘北三个方向进攻长沙，遭到华国守军的顽强抵抗，至十月十五日，樱花人主动后撤，双方恢复到之前的对峙区域，双方在湘北依旧隔着新墙河对峙。
一九四一年九月，樱花人第十一军又对长沙发起第二次会战，华国守军接到命令，“长沙为军事、经济要地，应尽量确保”，主动发起反击。战事胶着，直至十月九日，樱花人第十一军各部队陆续撤回新墙河以北、改为守势，双方继续以新墙河为界形成隔河对峙的局面。
此时于林就处于湘北新墙河的上空，通过神识探查着下方双方的大体情况。
以于林如今的神魂修为，新墙河以南的华国守军各部大体情况一览无余，越看心里越是不舒服，下方各部虽然都是属于国民政府麾下，可是武器装备以及后勤保障等方面却有着不小的差距。
现在已经是快到十二月中旬了，可是不少士兵依旧是衣衫单薄，甚至有些士兵脚上还是穿着单鞋，手里的武器也是参差不齐，不少士兵使用的还是老旧的老套筒汉阳造，重火力方面更是少之又少，粗略查看一下，每个班只有一挺轻机枪，至于重型榴弹炮则根本没有踪影。
从这些部队的番号能够分辨出，分别是属于第二十七集团军和第三十集团军，依稀还记得这两支部队的指挥官分别是杨森和王陵基，而这两支部队都是属于川军一脉。
相比于川军这边，其他几支隶属于中央军的部队，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后勤保障都要好的很多，甚至在其中还发现了几支成编制的装备了德式武器的部队，显然这些都是常某人的嫡系部队-德械师了。
于林强忍着骂人的冲动，在举国一致对外抗日的时候，这位所谓的党国领袖，还是在搞这种幺蛾子，难怪下面的部队离心离德，难怪后人称其“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了。
被新墙河南边的一幕弄得于林心头发堵，他轻轻叹了口气，转头继续探查新墙河以北的樱花人第十一军。
记得之前第十一军的指挥官正是冈村宁次，对于这个双手沾满华国军民鲜血的刽子手，一个甲级战犯，最后竟然能够活到八十二岁才死于心脏病，于林也是耿耿于怀，可惜现在这个家伙已经调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否则今晚自己非送他去见他们的天照大神，不过既然今晚想起了这个家伙，以后有机会就别留着他继续残害华国人民了。
后世电脑网络有很多对于这个曾经担任过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官、并于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在金陵举行的华国战区投降签字仪式上，代表驻华派遣军和驻弯弯、越南北部的日军签字投降的岗村宁次大将的介绍。
之所以有这么多华国人牢牢地记住了这个名字，正是源于那臭名昭着、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抢光、烧光、杀光），正是在岗村宁次担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所提出并实施。
出于好奇于林也曾经查看过一些关于岗村宁次的资料。岗村宁次诞生于一八八四年五月十五日，由于早产、出生时很瘦弱。其父母岗村宁永夫妇此前曾经生过一个儿子，却夭折了，他们担心这个孩子活不下来，因此在取名字的时候，父亲取自己名字里的“宁”字，再加上一个顺序的“次”字，也就是岗村宁次。
一八九七年，十三岁的岗村宁次小学毕业，考进着名的东京专门学校的附属中学部，（一九零二年更名为早稻田大学）一年多以后因为学费太高，岗村宁次转入了东京陆军幼年学校。
一九零四年岗村宁次以优异的成绩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适逢日俄战争爆发，岗村宁次一再请战，上司批准了他的请求，由补充部队转到了步兵第四十九联队，作为新编第十三师团的一个小队长参加了库页岛战役。
一九一四年八月，岗村宁次被调到参谋本部外国战史处工作。第二年二月岗村宁次被派往青岛搜集资料，由此第一次踏上了华国的土地。
岗村宁次赴青岛不久，被时任黎元洪大总统顾问的日本陆军中将青木宣纯调到四九城担任助手，主要负责对外联络工作。
一九一九年七月岗村宁次被调回本土，担任陆军军事调查部新闻班的少佐，一九二一年作为巡回武官赴欧美考察，在东久迩捻彦引见下参拜了皇太子裕仁，并替裕仁搜罗驻外武官作为党羽。
一九二一年十月底，岗村宁次、永田铁山和小畑敏四郎在德国莱茵河上游的一个名为“巴登巴登”的矿泉疗养院进行了秘密聚会，这三人被称为“三羽乌”（日语中三只乌鸦的意思，略同于汉语中的杰）。
其实“巴登巴登”聚会还有第四个人，也就是大名鼎鼎的东条英机，只不过当时的东条英机只是替永田铁山点烟和站在蒸汽浴室门口站岗放哨的小喽啰。
除了“巴登巴登”参加聚会的四人，他们还联络了不属于长州藩、才华出众的七个人:驻柏林武官梅津美治郎、驻伯尔尼武官山下奉文、驻哥本哈根武官中村小太郎、驻巴黎武官中岛今朝吾、驻科隆武官下村定、驻哈尔滨武官松井石根、驻四九城武官矶谷廉介。
这十一个都是樱花赖以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昭和军阀的核心骨干。
一九二三年岗村宁次经过频频活动，调到沪上担任参谋本部驻沪武官。
在沪上纺织工人大罢工、樱花厂家枪杀顾正红事件发生后，岗村宁次巧妙利用英帝国主义打头阵，制造了五卅惨案和沙基惨案，使华国民众的反帝矛头集中于英国。
结果樱花对华出口贸易总额，非但没有受到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影响而跌落，反而较上一年获得大幅度增长，岗村宁次在瓦解和破坏五卅运动过程中的表现，给参谋本部和外务省官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深得他们的赏识，所以后来遇到像谈判塘沽协定、沪上事变停战协定等军事外交问题，陆军本部总是指派由他主持。
顾问在江浙战争爆发时，岗村宁次把军间谍派到双方的军队中担任军事顾问，以了解两支部队的作战实力，并亲自窃取了孙传芳的军事地图，逃到了樱花长江舰队。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五日，岗村宁次提升为大佐联队长，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被任命为沪上派遣军副参谋长，四月一日晋升陆军少将。
一九三二年八月十九日，岗村宁次奉命转赴东北，担任关东军副参谋长。
九月日伪统治者发布了由岗村宁次等人参与泡制的《治安警察法》、《暂行惩治叛徒法》和《暂行惩治盗匪法》，他们把义勇军污蔑为“叛徒”和“盗匪”，可以格杀勿论。
在实权人物岗村宁次的指挥下，五万关东军以“步步为营、重点突破”的作战方针，向义勇军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
一九三三年春，在以武藤、小矶和岗村为首的关东军疯狂围剿下，东三省的各部义勇军，除了少数坚持斗争外，绝大部分先后被剿垮，无数义勇军战士为反抗侵略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一九三三年五月三十日，岗村宁次作为关东军的代表，与何应钦派去的代表熊斌在塘沽举行正式停战谈判，拿到了令他满意的《塘沽停战协定》，迫使华国方面承认长城一线为樱花占领线，这等于认可华北平津地区是第二个满洲国，同时非武装区的确定，为樱花人进一步扩大侵略打开了通道。
一九三五年岗村宁次转任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成为樱花大本营决策侵略战争的核心人物之一，第二年晋升中将，转任第二师团师团长。
一九三八年六月，岗村宁次奉命组建侵华第十一军，并担任该军司令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