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磨难，侠气初成
1837年，广东钦州的一个茅草屋里，刘永福呱呱坠地。父亲是个贫苦的佃农，母亲靠缝补浆洗贴补家用。他自幼跟着父亲在田间劳作，十来岁时，父母相继死于瘟疫，孤苦无依的他流落到广西，给船主当佣工，学撑船、识水性，练就了一身结实筋骨。
那时的广西，天地昏沉，苛捐杂税压得百姓喘不过气。一次，刘永福撞见官府差役强抢民女，他攥着撑船的竹篙冲上去，一篙将差役扫倒在地，拉着民女就往芦苇荡里钻。差役带着人搜了三天三夜，愣是没找到他俩——刘永福熟悉水路，藏在空心芦苇丛里，饿了就摸鱼，渴了就饮露，硬是躲过了追捕。
“这世道，没王法，就自己挣个公道！”二十岁的刘永福攥紧拳头，投奔了反清的天地会，拿起了刀枪。他作战勇猛，又懂水性，很快成了小头领，手下都服他——不是因为他狠，是因为他从不抢百姓，缴获的粮食物资，总先分给弟兄们和附近的穷苦人。
黑旗高举，啸聚山林
天地会起义失败后，刘永福带着两百多弟兄退到中越边境的保胜（今越南老街），在这里竖起了一面黑旗。旗面是沉沉的黑，中央绣着北斗七星，边缘缀着锯齿状的红边，像血，也像火焰。
“黑旗在，就有咱们穷人的活路！”刘永福站在山头上，望着旗下弟兄，声音洪亮如钟。他定下规矩：不欺百姓，不掠妇女，缴获均分。附近的流民、矿工纷纷来投，黑旗军很快发展到数千人。
他们在保胜开垦荒地，种粮自给，又扼守红河航道，向过往商船收些“保护费”，但只收富商的，穷苦人的船分文不取。越南官府管不了这片地界，却也乐得有人维持秩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刘永福就这样在边境扎下根，成了“山大王”，却比官府更得人心。
援越抗法，纸桥扬威
1873年，法军侵占河内，越南国王慌了神，派人捧着金印来求刘永福：“刘将军若能退敌，越南愿年年纳贡。”刘永福看着使者带来的法军暴行画像——百姓被枪杀，房屋被烧毁，拳头捏得咯咯响。
“法军占的是越南的地，杀的是亚洲的人，这仗，我打！”他点起一千黑旗军，奔袭河内。
纸桥之战，成了刘永福的成名之战。法军上尉安邺骑着高头大马，看着对面衣衫褴褛的黑旗军，嗤笑出声。刘永福不答话，摘下腰间酒葫芦，猛灌一口，将葫芦往地上一摔：“弟兄们，让洋鬼子看看咱中国人的骨头！”
黑旗军将士如猛虎下山，土枪打得法军阵脚大乱。安邺想策马突围，刘永福看得真切，抬手一枪，子弹正中安邺咽喉。法军没了头领，溃不成军。黑旗军收复河内，越南百姓提着酒肉来谢，刘永福却摆摆手：“我是中国人，保的是咱亚洲人的体面，不用谢。”
十年后，法军卷土重来，将领李威利号称“常胜将军”。刘永福再次出战，还是在纸桥。这一次，法军有新式大炮，黑旗军伤亡惨重。有弟兄劝他退，刘永福指着黑旗：“旗倒了，人心就散了！”他亲自擂鼓，鼓声咚咚，震得将士们热血上涌，竟硬生生顶住了法军的进攻，最终斩杀李威利，再次大胜。
归国抗日，孤忠泣血
1885年，刘永福应清政府之邀，率黑旗军回国，被封为广东南澳镇总兵。可他骨子里的硬气，总与官场格格不入——他不愿克扣军饷，不愿巴结上司，没多久就被排挤。
1895年，甲午战败，清政府割让台湾。刘永福正在台湾，他拍着桌子骂：“朝廷能割，我刘永福不能让！”他在台南竖起黑旗，号召台湾百姓抗日：“纵使片土之剩，亦应死守！”
那时的黑旗军，早已不是巅峰时期，武器落后，粮饷匮乏。刘永福变卖自己的家产充作军饷，甚至把女儿的嫁妆都拿了出来。将士们饿着肚子打仗，拿锄头、扁担跟日军拼，却没一个投降的。
嘉义保卫战，黑旗军用土制地雷炸死日军近卫师团长北白川能久亲王；曾文溪之战，三百黑旗军战士死守阵地，全部战死，没有一个后退。
弹尽粮绝时，日军派人劝降，许以高官厚禄。刘永福把劝降书撕了，回信只有八个字：“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
1902年，刘永福病逝于钦州老家。临终前，他望着墙上悬挂的七星黑旗，老泪纵横：“我这辈子，对得起黑旗，对得起百姓，就怕……就怕后人忘了这面旗的分量啊！”
如今，钦州的刘永福故居里，那面复制的黑旗依旧飘扬。它见证过草莽英雄的侠气，见证过抗法保国的铁血，更见证着一个中国人“宁死不屈”的脊梁。刘永福的传奇，早已刻进民族的记忆，如黑旗上的七星，永远在历史的夜空里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