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梁国之地分封的事情已经解决，吕后劝汉高祖皇帝刘邦还都，汉高祖皇帝乃挈吕后同归，入宫安居。约过了一月有余，汉高祖皇帝刘邦忽然想起南粤地方，尚未平定归服，因此特派遣口才很好的楚人陆贾，赍着印绶，前往去劝赵佗归顺大汉朝廷，封赵佗为南粤王，叫他安治理辑百越，毋为边害。
当时秦始皇嬴政统一六国之后，开始着手平定岭南地区的百越之地。
始皇帝二十八年（前219年），秦始皇派屠睢为主将、赵佗为副将率领五十万大军平定岭南，“一军塞镡城之岭（今越城岭一带），一军守九疑之塞（今九嶷山一带），一军处番禺之都（今广州），一军守南野之界（今江西南部），一军结馀干之水（今江西余干县一带）。”五十万秦军分五路，平均一路十万，其中“一军结馀干之水”与岭南地区无涉，可见用于岭南越地的秦军只有四十万。
秦人南伐之初即占领番禺一带的广东地区并留军驻守，另外三十万秦军西赴广西地区与当地的越人作战，虽然击毙西瓯部落首领“译吁宋”，然而持续三年的征战却失败，连主将屠睢也在战争中被杀。
秦朝廷对百越战争的史料记载比较少，只有《淮南子》有少量记载，因秦末乱后南越便封锁了对中原的联系。
随即秦王朝在番禺（今广州）设南海郡治，以任嚣为郡尉统管一郡的政治、军事、监察，下辖番禺、龙川、博罗、四会四个县，龙川地理位置和军事价值都极其重要，故委赵佗任龙川县令。赵佗在龙川筑城辟地以为治所。赵佗既致力防范越人反抗，又极力安抚当地民众。他劝导士兵在当地养儿育女，促进中原（狭义的中原，指今河南一带；广义的中原，指黄河中下游地区）人与岭南人同化；又上书皇帝要求遣送中原居民迁居南越以传播中原文化。
秦始皇嬴政死后，秦二世胡亥继位，由于他的暴政激起了秦二世元年（前209年）的陈胜、吴广起义，在反抗秦二世的残暴统治，四方诸侯、豪杰互相争夺，中原陷入战乱。接着就是刘邦和项羽长达的四年的“楚汉相争”，中原陷入了一片混乱状态。
秦二世二年（前208年），南海郡尉任嚣病重，他临死前把时任龙川县令的赵佗召来，向他阐述了自己依靠南海郡傍山靠海、有险可据的有利地形来建立国家，以抵抗中原各起义军队的侵犯的谋划；并当即向赵佗颁布任命文书，让赵佗代行南海郡尉的职务，嘱咐他“秦政无道，中原扰乱，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五岭北来峰在地，九州南尽水浮天。
倚山临海（古代珠江河面宽阔，称为海）是广州的山川地势。北控五岭，近扼三江；是广州的攻防要势。赵佗洞悉广州防御要领，为了防止北方战乱南延，加强对岭南的控制，严封五岭的四关——横浦关、诓浦关、阳山关、湟溪关；断绝4条新道——江西入广东南雄一路，湖南入广东连州一路，湖南入广西贺县一路和湖南入广西静江一路；构筑了扞卫番禺的三道防线：乐昌一仁化一南雄防线，英德一清远防线，石门要塞防线。北兵要逾五岭攻南越，不破这三道防线，是到不了番禺的。
不久，任嚣病亡，赵佗向南岭各关口的军队传达了据险防守的指令，曰：“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以防止中原的起义军队进犯，并借机杀了秦朝安置在南海郡的官吏们，换上自己的亲信。
在汉高祖元年（前206年），赵佗起兵兼并桂林郡和象郡，在当地士民的拥戴下，建立了以番禺为王都，占地千里的南越国，自称为“南越武王”，从而为存在九十五年的南越国奠下基石。南越国的疆土，与秦设三郡辖区相当，北、东、西三面分别与长沙、闽越、夜郎三国交界，东及南面濒临南海，“东西万余里”的广大地域。北至南岭（今广东北部、广西北部和江西南部一带），西至夜郎（今广西，云南的大部），南至南海（今越南的中部和北部），东至闽越（今福建南部）。都城在番禺，即今广州市。
经过多年征战，刘邦建立了西汉政权，并平定了中原包括项羽在内的其余军事势力。
在汉高祖五年（前202年）初，汉高祖刘邦立吴芮为长沙王，以长沙、豫章二郡及将赵佗据有的南海、桂林、象郡三郡封给长沙王吴芮，不承认南海、桂林、象郡三郡是赵佗所有。
时正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年），汉高祖刘邦派遣大夫陆贾出使南越，劝赵佗接受汉王朝的封王归化中央政权。
陆贾，秦末汉初时之楚国人，楚汉相争时以幕僚的身份追随高祖刘邦，因能言善辩常出使游说各路诸侯，深得刘邦赏识，被誉为“有口辩士”。
在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的时候，赵高杀害秦二世，派人来见刘邦，想签订盟约以瓜分关中，当时还是沛公的刘邦认为是诈骗之计，于是就派郦生、陆贾前去游说，用私利诱惑秦军将领，趁机攻破了武关。
在汉高祖四年（前203年）时，刘邦派陆贾游说项羽，让项羽释放被俘的父亲、吕后等人，但是没能成功。后来得项伯等人帮助，才商量放了刘太公和吕后他们。
陆贾接受汉高祖皇帝刘邦的命令，前往南越国去劝说赵佗。陆贾在南下的时候，路过番禺乌冈，人困马渴。这个时候，陆贾身边的马就用前蹄踏地，竟然刨出了一口甘泉，从此，人们将此山唤作陆大夫山，将此泉唤做饮马泉。
汉朝廷使者陆贾到达番禺后，南越武王赵佗虽然没有拒绝，但是并不接见，陆贾在都城城西河边自筑土城住在里面，摆出了一副不见不回的架式，此城故址在今广州西华路、龙津路一带。名曰陆贾城。
南越武王赵佗听说陆贾见不得自己就不回去，于是赵佗决定见陆贾一面。陆贾得其传唤，彬彬有礼进入王宫，只见赵佗头上结了锥形的发髻，他本人像簸箕一样地伸开两只腿大模大样地坐着，完全是当地土着越人的模样。陆贾就向赵佗说道：“你本来是中国人，亲戚、兄弟和祖先的坟墓都在真定，而现在您却一反中国人的习俗，丢弃衣冠巾带，想用只有弹丸之地的小小南越来和天子抗衡，成为敌国，那你的大祸就要临头了。况且秦朝暴虐无道，诸侯豪杰纷纷而起，只有汉王首先入关，占据咸阳，项羽背弃盟约，自立为西楚霸王，诸侯们都归属与他，可以称的上强大无比。”
汉朝廷使者陆贾继续说道：“”陆贾再扬大汉神威，和赵佗说：“但是汉王从巴蜀出兵，征服天下，平定诸侯，杀死项羽，灭掉楚国，五年之间平定中国，这不是人力所能办到的，而是上天辅佐的结果。现在大汉天子听说您在南越称王，不愿帮天下人讨平暴逆，汉朝将相都想带兵来消灭您，但是天子爱惜百姓，因此，才暂且罢兵，派遣我来授予你南越王的金印。剖符为信，互通使臣，您理应到郊外远迎，面向北方，拜倒称臣，但是您却以刚刚建立，还没有把众人收拢起来的小小南越，在此桀骜不驯，倘若让朝廷知道了此事，挖掘烧毁您祖先的坟墓，诛灭您的宗族，再派一名偏将带领十万人马来到越地。那么南越人杀死您而投奔汉朝，就如同翻手背那么容易。阁下的生死存亡就在旦夕之间啊。”
陆贾辩才素来了得，述说以利害，先挫其锐气。赵佗闻此言论，乃竦然起座道：“久处蛮中，致失礼仪，还请勿怪！”
陆贾答道：“足下知过能改，也好算是一位贤王。”
赵佗因而问道：“我与萧何、曹参、韩信等人，互相比较，究竟孰贤？”
陆贾随口说道：“足下似高出一筹。”略略奉承，俾悦其心。赵佗喜溢眉宇，又进而问道：“我比皇帝如何？”
陆回贾答说道：“皇帝起自丰沛，讨暴秦，诛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德媲五帝，功等三王，统天下，治中国，中国人以亿万计，地方万里，尽归皇帝，政出一家，自从天地开辟以来，未尝得此！今足下不过数万兵士，又僻居蛮荒，山海崎岖，约不过大汉一郡，足下自思，能赛得过当今的汉朝皇帝否？”
赵佗大笑，说道：“我不在中国起事，故但为王此地；若得居中国，亦未必不如汉皇帝呢！”
赵佗乃留陆贾居住在客馆之中，连日与其宴饮，纵谈时政之事，陆贾皆应对如流，备极欢洽。赵佗欣然道：“南越之中缺乏人才，无一人可与我共语，今得先生到来，使我闻所未闻，也是一大幸事啊。”
陆贾因他意气相投，也就乐得多住数日，劝他诚心归汉。赵佗为所感动，和陆贾说了乃自愿称臣，遵奉汉约，并取出南越之中的一些珍宝，作为赆仪，价值千金。陆贾亦将随身所带的财帛，送给赵佗，大约也不下千金，主客之仪尽欢，方才告别。
陆贾告辞赵佗，回去复命，汉高祖皇帝大悦，提陆贾为大中大夫。
陆贾既得主眷，时常进谒，在汉高祖皇帝刘邦面前称引《诗经》《尚书》等儒家典籍，汉高祖皇帝刘邦讨厌儒生，因而骂道：“我马上打得天下，要诗书何用！”
陆贾反驳说：“马上得到天下，岂能在马上治理！”
随后陆贾援引历史，以商周和秦朝的兴亡为例，向汉高祖皇帝刘邦说明了行仁义的重要性：商汤、周武王文武并用，所以国运长久；吴王夫差、智伯穷兵黩武而灭亡；秦一味严刑峻法，终致亡国。
陆贾给没文化的刘邦讲诗经，讲的高祖刘邦烦了，陆贾就问他你会治理天下么？
汉高祖皇帝刘邦听后，面有惭色，便命陆贾着书论述秦亡汉兴、天下得失的道理，以资借鉴。陆贾遂着文十二篇，每奏一篇，汉高祖皇帝刘邦都极力称赞，称其书为“新语”。
正是：
奉书出使赴南藩，折服枭雄语不烦。
更有一编传治道，古今得失好推原。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节分解。
韩信谋反，仅出自舍人之一书，虚实尚未可知，吕后骗诱而杀之，无论其应杀与否，即使应杀，而出自吕后的专权擅政，心目中亦岂尚有汉高祖刘邦吗？或谓汉高祖出征，必有密意授诸帷房，故吕后得以专杀，此言亦不是没有原因，试观高祖皇帝之不责备吕后，与吕后之复请诛彭越，可以从中知道。然吾谓韩彭之戮，高祖虽未尝无意，而主其谋者，必为吕后。汉高祖皇帝擒韩信而不杀韩信，拘彭越而不杀彭越，犹有不忍之心，惟吕后阴狠凶悍过于高祖，汉高祖降第废黜之而不杀，吕后是必杀之而后快，彭越可诬，韩信亦何不可诬？纲目于韩信与彭越之杀，皆不书反，而杀韩信则独书吕皇后，明其为吕后之专杀，于高祖固尚有宽恕辞也。彼陆贾之招降赵佗，乃以口舌取其功名，与郦食其、随何相类。惟马上取天下，不能以马上治天下二语，实足为辅佐治国的楷模，新语之作，流传后世，可谓为汉室良臣！
陆贾是汉代第一位力倡儒学的思想家，其思想主要融汇黄老道家及法家思想，而最后归本于儒家的仁义观，对儒家思想做出了新的发展，在西汉初期儒学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由先秦儒学向汉代儒学转变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链环。
儒家力倡“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 ，强调君主在国家政治、道德生活中必须起到表率作用，认为国家的命运与君主的道德修养水平密切相关。陆贾继承了先秦儒家的这套德化理论，认为秦亡就是因为不施仁义、专任刑罚， 骄奢靡丽以及重用赵高等奸佞之臣所致，因此他认为汉家王朝要想不重蹈秦亡之覆辙，就必须反秦道而行之：“行仁义而轻刑罚； 闭利门而尚德义； 锄佞臣而求贤圣”，定下了带有强烈儒学色彩的三大为政原则。
同时，为了使儒家学说更加适应汉初政治统治的需要，陆贾在坚持儒家基本思想倾向的同时，已经公开地从道家、阴阳家、法家等诸子各家中吸取合理的思想资料以充实儒家的思想体系，开启了汉代儒学重构的先河。
陆贾的“夫道莫大于无为”的思想来源于道家黄老之学。陆贾的无为并不是由作为宇宙本根的道的无为推演出来的，而是从秦王朝骤亡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是与秦始皇的滥用刑罚的有为相对立的。他用道家的思想原则把法家和儒家思想进行了改造和糅合，使得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更加贴近实际，更能解决问题。
陆贾并不排斥有为，他认为如果没有人为的努力，社会就不能进步；既然圣人都有为，那么君子当然也要有为；有为不是妄为，而必须以道为准。主张对一切凡人力所能为、又必须为的事，均应该尽力而为之。
在陆贾思想中，无为和有为是有机的统一，是治道的一体两面，以有为求无为，在有为的基础上，达到无为的最高境界，即要求君王积极有为，依仗自身修养制定出一套社会秩序，然后将这套政治社会秩序落实在实际生活中，制礼定乐，教化天下。
陆贾同时也改进了法学，他批评秦“法治”太过，主张“文武并用，德刑相济”，减废秦法，但仍然坚持治国必须依靠“法治”，只不过“法治”不再是治国之本，而是治国之末。陆贾还进一步提出减免赋税徭役，让利于民。要与民休息，不干民，不扰民，不加赋，做到“国不兴无事之功，家不藏无用之器，稀力役而省贡献”。
在历史观方面，陆贾继承了法家韩非的观点，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 先圣 、 中圣 、 后圣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陆贾不仅意识到了人类物质文明的进步，而且还接触到了国家和法律的起源。陆贾在继承与发挥法家理论基础上形成的这种权变学说，表达了汉初地主阶级在夺取政权后积极巩固和发展封建统治的新制度的愿望，具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