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编辑生动的阐述道：“在《明朝那些事儿》缓缓落下帷幕之时，作者以一种近乎诗意的笔触，将徐霞客引入了我们的视野。
这不仅是对一位旅行家的追忆，更是作者内心深处的一份寄托与向往。
徐霞客，一个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的名字。
他的一生似乎都在与山川湖海对话，与风雨云雾共舞。
在那个纷扰复杂的明朝末年，他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心灵感悟自然。
这份超脱与洒脱，不正是作者所渴望的吗？
或许，在作者的心中，徐霞客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人物，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
他代表着对自由的渴望，对未知的探索，以及对内心宁静的追求。
在这个快节奏、高压力的时代，我们何尝不需要一份这样的勇气与决心，去追寻属于自己的那片天地？
于是，当《明朝那些事儿》以徐霞客的故事作为终点，我们仿佛看到了作者心中的那份宁静与释然。
他告诉我们，无论历史如何变迁，总有一些东西是永恒不变的，比如对美好的追求，比如对自由的向往。
而徐霞客，正是这份追求与向往的最好诠释。”
林婉儿由衷道：“李老师！你说的太好了！”
高传龙向往道：“是啊！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都要走自己的路，追寻属于自己的那片天地。”
李编辑感慨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
“不过！”高传龙缓缓道，“李编辑，有个问题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李编辑扶了扶眼镜，道：“但说无妨啊！”
高传龙幽幽道：“当年明月写完《明朝那些事儿》后，再没有新的作品出现，至今快二十年了。难道说他江郎才尽呢？”
李编辑沉思了一会儿，叹息道：“确实有这种说法。对于他的人生来说，作为官员一步步高升，平步青云，属于成功的人生；但是作为作家来说，江郎才尽就是他的至暗时刻了。”
高传龙猜测道：“从《明朝那些事儿》的结局来看，当年明月应该不是疯了，只是有点抑郁而已，属于正常的治疗。最近曝出的一些事情应该都是捕风捉影而已。”
李编辑沉默了。
高传龙继续道：“有人觉得，因为《明朝那些事儿》让当年明月赚得盆满钵满，手握千万版税，早就实现了财富自由，没必要再辛苦写作了。
可事实真是如此吗？他写作仅仅是为了钱吗？我认为不然。
回想起2006年，那时作者还只是一名普通科员。
出于对历史单纯的热爱，他开始在天涯社区的‘煮酒论史’板块发帖，分享自己对明朝历史的见解。
他并没有想过要成为网红，更没有想过要一夜暴富，只是希望把自己的所思所想记录下来。
出乎意料的是，这些帖子迅速走红，点击率直线飙升。
后来，这部近百万字的连载作品宣告完结，并在连载的过程中被集结成书，一共出版了七册。
就这样，作者凭借《明朝那些事儿》一战成名，不仅跃居中国作家富豪榜，还实现了财富自由。
但在此之前，他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默默耕耘，完全不知道自己的作品能否受到欢迎，能否带来财富。
支撑他写下去的，不是名和利，而是对历史深深的热爱。
李编辑你刚才说了，作者从五岁那年央求父亲买《上下五千年》开始，他就对历史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中学前，这本书已经被他翻阅了十几遍。
到了大学，他依然保持着对阅读的热爱，即使显得有些不合群，也总是把业余时间用来读书。
对于真正热爱文字的人来说，写作是一种无法割舍的情感表达。
即使已经站在了人生的巅峰，那种想要通过文字来传递思想、表达情感的欲望仍然强烈。
作者并不是一个只看重经济利益的人。
否则，凭借他庞大的粉丝基础，随便写点什么东西或者做点课程，都能轻松获得巨大的收益。
但他并没有这么做。
或许，他现在已经很难再写出让自己满意的作品了。
这并不是说他没有了表达的欲望，而是可能遇到了创作的瓶颈，难以再产出自己认可的文字。
这大概是所有天才都会面临的至暗时刻，江郎才尽并非虚构，而是文学创作中常有的现象。
另外，我并不认为一个文人能够轻松胜任官员的角色。
同样，一个长期沉浸在官场中的人，也很难再写出那种通透、睿智、能够洞穿历史周期的文字。
所以，即使作者现在还想写，也可能已经写不出当年的那种感觉了。
李编辑，我分析的对吗？”
林婉儿和李编辑都认真倾听高传龙的高谈阔论。
林婉儿赞道：“老高！讲得真好啊！”
李编辑坦诚道：“高先生！你所说不无道理啊！
想必当年明月心里头还是痒痒的，想继续写呢。
2011年底，他还在社交媒体上透露，那一年他挺忙的，新书写了三稿，但总觉得还能改进，所以一直在打磨。
有人猜他是被上一本书的成功压得喘不过气，名气太大，负担太重。
可他自己却说，其实没啥压力，超越前作嘛，想想就算了。
他真正的想法挺简单的，就是‘别给自己丢脸’。
就抱着这个念头，他很知足，所以书还在改。
可惜，这本新书我们至今还没见着。
‘别丢脸’听起来要求不高，但丢不丢脸，终究还是作者自己说了算。
想想那些天才作家，一旦写不出巅峰时期的作品，那压力，那痛苦，咱们外人哪能全懂。
就说曹禺吧，也是年纪轻轻就大红大紫。
23岁那年，他写出了话剧《雷雨》，剧情紧张刺激，语言意味深长，人物活灵活现，被誉为‘我国话剧现实主义的基石’，话剧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后来他又创作了《日出》、《原野》等佳作，但都没能超过《雷雨》。
新中国成立后，他当上了北京文联主席等职务，可再也写不出让自己满意的作品了。
到了晚年，这事儿成了他的心病，痛苦得不行。
他女儿在回忆录里提到，从她有记忆开始，父亲就总是很痛苦，痛苦得都成了一种性格。
为啥痛苦？就因为写不出话剧了。
他晚上睡不着，有时候拉着女儿的手说：‘我得写个大作再死，不然我不甘心。’
有时候还扒着窗台想往下跳，嘴里念叨：‘我真是惭愧啊，你不知道我有多惭愧，真想一死百了。’
有趣的是，曹禺和当年明月一样，代表作几乎都是30岁前搞定的。
之后的50年，他就活在再也写不出的阴影里，那叫一个煎熬。”
李编辑说完，气氛变得有些伤感起来。
三人一时都没有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