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五年到来之前，东征军再传捷报，折彦质领兵横渡丰后海峡，杀入南海道四国岛西北部的伊予国。
东征军就仿佛候鸟一样，夏秋时节蛰伏，冬春季节出动，日本虽然纬度高，但相比同一纬度的内陆地区要暖和许多，中原北方气温下降，对日本的影响并不算巨大。
在改为刘氏的原田氏倭人贵族主动投降之后，朝廷对九州岛的占领也改变了策略。
此前九州岛方向，朝廷以水师和登陆的朝鲜兵为主力，力求击破日本的抵抗军队，继而以义勇水师为辅，来完成对九州岛诸国的实际占领。
在一部分倭人贵族投降后，朝廷便选择了与这些贵族合作，义勇水师不再表现出一副“侵略者”的姿态，而是由倭人贵族出面，蛊惑、诱骗、欺诈、强迫九州岛的倭人百姓签订卖身契，前往“富庶”的中原当劳工。
这样一来，义勇水师在九州岛遭遇的抵抗就少了许多，前后被卖到中原的倭人奴隶，几乎超过了九州岛八分之一的人口。
前宋时期富贵之家的奴仆是合同制的，就如同家养的伎女侍妾一样，同主家签订了契约，数年期满之后就可以另外选择主家或者自赎为良民。
这的确是前宋社会的巨大进步，但奴仆的身份是很难改变的，故而本朝的制度更加严格，王伦虽然没有搞大规模的废奴运动，但通过均田、重新整顿户籍、鼓励服务业等行为，拓宽了百姓们的谋生手段。
所以在均田制度强制推行之后，许多大户的奴仆也被解放为良民，拥有了自己的土地。
天下各地，尤其是沿海诸繁华城市，就出现了用工荒。不过这种用工荒，主要集中在奴仆和矿工方向。
高丽王国被并为朝鲜行省后，秦桧主政，许多朝鲜百姓也开始前往辽东、山东等行省的矿山做工，毕竟朝鲜物产不丰，农耕技术又不如中原，土地产出有限，哪怕均田之后，寻常百姓赚的钱也就勉强养家糊口而已。
故而蓬莱府有商人便在朝鲜招募青壮，前往山东的矿山、作坊做工，朝廷并未禁止，而是出台了相应的《雇工法》，严格了雇佣关系和法律。
于是高丽奴与倭奴这些年就渐渐地流行了起来，天下各处的矿山多归为国有，少部分公私合办的小矿场，也要接受官府的监督，朝廷不允许虐待、苛待劳工和奴隶，毕竟奴隶也算是财产不是？
折彦质出兵四国岛，最兴奋的就是获利颇丰的义勇水师们。义勇水师以沿海诸民间商船队伍组成，随着东征的深入，不少闻听消息的内地富商们也纷纷赶来，到处联合投资出钱，兴建船队，想要从中分一杯羹。
于是山东、淮北、江南、浙江乃至福建诸行省的造船场就接到了大量的订单，在朝廷的协调下，一部分造船订单便转到了辽东行省的旅顺府。
旅顺府有优良港口，在金国俘虏修缮了从吉林到辽东的官道之后，吉林的百姓们平日就多了一项赚钱的行当，那就是砍伐树木，然后运送到旅顺府去。
所以相比南方诸行省，辽东行省的造船业就在朝廷订单的刺激下蓬勃发展了起来。
这个时代的出海是有着巨大风险的，但是收益也是巨大的，从古至今汉人从来都不保守，一直渴望着征服海洋。
借由朝廷的政策，南北货物的运输和调度，就逐渐向近海海运转移，而前宋遗留的东京城方向的漕运，朝廷也并未就此放弃，仍旧承担了一部分货运的职能。
东京城延福宫的文渊阁，王伦坐在悬挂着天下地图的屏风前，正在耐心地教导太子王闻。
“前些日子让你写的《周礼》心得，你写的很不错。皇帝只是一个职位，不要学儒家的那一套，整天只想着做天下的君父，让你读《周礼》，为的是让你明白，我华夏自周朝以来，便有着‘大政府’的传统。”
“什么是大政府？《周礼》已经写得很明白，朝廷万事都要管，皇帝就要将万民的事务考虑周全，譬如东南诸行省奏请增开官办造船场，我为何不同意，反而要扶持辽东的造船场？”
“各行省、府县，因地域、地形、土地、水文、人口不同，发展各有不同，各行省就好比朝廷延伸下去的兄弟，万万不能厚此而薄彼。”
王闻便不住点头，他马上就到十八岁了，一旦成年，就要结婚，然后入住东宫，就该为继承老爹的权力而做好准备了。
王伦对他的教育，是先让他去小学堂学习，这样童年时期至少有一群朋友，小学毕业后王闻便被王伦带在了身边，协助参与处理国事，每一件事务，王伦都要求王闻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对策。
哪怕王闻提出的对策并不可行，他也不会刻意去打击儿子的信心，而是耐心地讲解自己与朝廷重臣们商议的对策出发点和目的是什么。
在这样一个相对宽容的教育氛围下，王闻便在不断学习和成长着。王伦自己闲暇时还会写许多理论性的文章，让儿子认真揣摩。
比如他就写了关于“大政府”与“小政府”的文章，分析华夏自周朝以来历朝历代的治政属于哪一类，从而告诉儿子，中央与地方的权力该如何分配，让儿子明白身为皇帝的权力也是有边界的。
王伦本人并不知道什么样的皇帝才算合格，但他知道一个合格的、成功的人应该具备哪些特质和优点，于是主动学习和效仿。
正是因为有着自知之明，王伦的表现就愈发符合一个政治家而非政客，他不断克制着自己的欲望和脾气，连带着个人的爱好都克制了，这就使得他身为开国皇帝，却总缺乏一些独特的气质，看上去似乎很有些平庸。
但是对于本朝的臣子们而言，他们遇到了一个虽然不那么符合儒家标准、但却足够容人的“明君”，尤其是与赵佶一对比，文武官员们都很满足了。
王伦不愿意他和儿子都成为权谋型的皇帝，对于一个注定了的大一统王朝而言，若是开国的两任皇帝都只专注于搞权谋，那无疑是一场灾难，王朝存续不会很久的。
因此王伦一直想要教导儿子，要保持着一个天下为公的理想，同时也要脚踏实地，用现实主义的手段去实现理想。
尽管太子的一些行为还颇显稚嫩，但王伦很欣慰地看到，王闻已经有了身为皇帝继承人的觉悟，并且一直在努力地以理性而非感性的方式思考着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