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时行这当然是在和稀泥，但是申时行的这个态度朱载坖还是很喜欢的，申时行的这个办法其实是一个思路，对于朱载坖来说，建文年号是绝不可能承认的，这关系到成祖的法统，甚至是会影响到朱载坖的正统性，这是不现实的，但是建文毕竟是存在四年的，强行革除其年号并且以洪武纪年是显然不现实的。
所以申时行的这个方案还是不错，因为申时行是明白了朱载坖的意图，就是通过编撰国史，将将朱允炆一系排除在大明皇家正统序列之外，编撰国史的政治目的是为了再次明确成祖、世宗两位皇帝的法统，所以建文年号绝不可复，睿宗也必须要编撰本纪的原因就在这里。
而对于景泰，其实朱载坖反而没有那么大敌意，因为景泰并不影响成祖和世宗的法统，对于朱载坖来说就没有那么大的影响，而且宪宗一继位，恢复了朱祁钰的帝号并赠谥，承认了其历史功绩，只是没有为其上庙号入祀太庙而已。
景泰帝其实是很难影响宪宗及之后皇帝的法统的，因为景泰本身无子，按伦序来说，也应该是宪宗即位，所以宪宗对于恢复景泰的帝号没有什么包袱，只是没有上庙号，因为一旦景泰帝称宗入庙之后会对英宗的正统地位形成冲击，从而影响到自身的合法性。
但是现在时过境迁，朱载坖没有这个包袱，朱载坖认为是可以给朱祁钰上庙号的，但是这个条件是要拿来交换有关睿宗的事情了。
朱载坖先将申时行的奏疏下内阁及部议，朱载坖在申时行的奏疏中特意钩出了两句，第一就是成祖子继父业，这点很重要，成祖的法统来自于哪里，来自于太祖，懿文太子去世之后，洪武三十一年太祖驾崩时，成祖是太祖活着的儿子里面的长子，伦序当立，成祖是子继父业，这点在成祖的法统构建之中是很重要的。
其次就是那句靖难之兵有名，成祖之心益白，这点其实是朱载坖这次编撰国史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正法统，明世系，说白了就是靖难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说明，所以朱载坖要最大程度的在朝野之中达成共识。
朱载坖将申时行的奏疏下内阁之后，首辅李春芳随后呈上题本，认为申时行的奏疏很合适，具备操作的可能性，同时李春芳还建议朱载坖对下诏狱的官员和举子们从轻处理，毕竟他们只是言语冒犯，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行为。
朱载坖收到李春芳的题本之后，当即召见了李春芳，朱载坖笑着说道：“李师傅还是关爱后辈的嘛！”
李春芳当然知道朱载坖说的是什么，李春芳很清楚，朱载坖现在掌握着厂卫，知道邹元标和李春芳的特殊关系是很正常的，李春芳说道：“陛下，老臣以为这些人都是有才之人，陛下何妨给他们一个机会呢？”
朱载坖说道：“朕当然知道他们都是有才之人，但是就怕他们不能为朕所用，有才反而是祸患。”
朱载坖当然知道这些人都是些有本事的人物，要是没有本事，之后也不会搅动天下风云，但是朱载坖一直以来小心提防的就是臣下结党，一旦形成党争，对于大明朝廷来说就是要命的事情了，所以朱载坖一直对于此事严厉防范，不仅多次下诏告诫诸臣，不准结党，以前宋朋党之争为鉴。
更是采取了多种办法抑制朋党，现在李三才等人在朱载坖的眼皮子底下搞这些，朱载坖当然不能够容忍了，这次朱载坖准备好好收拾一下这些人。
李春芳说道：“陛下，其实他们这些人，留在朝堂之上远比在将其贬黜好。”
朱载坖连忙请李春芳解释一下，李春芳认为，为什么会形成朋党，所谓朋党，就是官员们自聚或纽结成朋党，依靠群体力量来夺取或巩固权位，从而使官僚之间形成互相制约与利用的力量，朋党的结成主要是依靠三个东西，一是乡党，这也是最普遍的朋党形式。
之前无论是严嵩还是徐阶，都是大量依靠他们的乡党，因为江西、南直隶、浙江这三省在大明科举中所占的比例最重，这三个地方的出身的官员本来就在大明朝廷中占很大的比例，这就导致严嵩，徐阶等人可以利用自己的乡党来培植党羽。
而现在朱载坖实行三途并进，大量的举人和吏员也得以进入官场，改变了官员的出身结构，尤其是大量北方的举人进入官场，平衡了现在官场的势力，同时朱载坖在解额上也更加倾向于北方，使得官员的家乡结构得以平衡。所以李春芳认为，现在单纯依靠自己的乡党，已经是不现实了，有这个能力和号召力的人，都在朱载坖严密的监视之下。
其次的讲学，徐阶的势力中就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心学门生，李春芳的基本盘也是心学门生，对于之前的阁部大员们来说，通过讲学吸引志同道合的人确实是一个办法，还有东南兴盛的书院，也为之前他们广收门体提供了条件，但是现在这个路径显然也被朝廷堵死了，朝廷明文规定，各级学校都由朝廷官办，严禁私人讲学，将各种书院都收归学政的管理之下，有朝廷派遣训、教谕等官加以管理，再想通过讲学聚集门徒，显然是不可能了。
最后一个就是结社，大明的文人，一直有结社的传统，这是非常值得警惕的，李春芳说道：“陛下，，讲学者聚徒，朋党分而门户立；吟诗者结社，声气盛而文章衰。”
而李三才等人就是通过结社来培植党羽，呼朋引伴的，这点朱载坖也是承认的。
朱载坖说道：“彼辈门户构争之见，莫甚于讲学结社，讲学者聚党分朋，往往祸延宗社。操觚之士，笔舌相攻，则 乱及国事者。盖讲学者必辨是非，辨是非必及时政，其事与权势相连，故其患大。朕不能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