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载坖将陈以勤的奏疏下部议，顿时引起了群臣的议论，修撰国史，是多少年以来臣子们梦寐以求的事情，朱载坖将陈以勤的奏疏下部议，很多官员们，尤其是翰林院官员们极为振奋，编修国史，那肯定是翰林院的活，他们踊跃上疏，极言国史编撰的重要性，要求朱载坖立即下诏，编修国史。
同时对于大明国史的修撰，他们也提了很多的建议，其实君臣在景泰帝的问题是基本达成了一致，但是在睿宗和建文帝的问题上分歧极大，翰林修撰沈懋学就直接上疏指出：“四祖不纪而独为献皇帝立纪，岂惟臣子之心不安，即皇上之心亦必不安，岂惟皇上，恐献皇帝在天之灵，亦且有踧踖不自安者矣。况纪号献皇帝而所书者，乃弘治、正德之年，纪名为帝而所载者，乃藩王之事，皇上以为于义于例当耶否耶？且自古由藩封入继大统者非一人，试考史书，未见有为其祖父作帝纪者。彼非不能纪，不欲以私害公耳。”
这货胆子是不小啊，不仅和沈懋学不仅从各种操作上否定了为睿宗单独修史的可能性，甚至将此事往大礼议上引，朱载坖断然不能让他这么放肆妄言下去，当即予以申斥、罚俸，并且警告群臣，此事不容讨论，世宗朝已经有定论的事情，朱载坖是绝不会推翻世宗的决定的，若是还敢以身试法者，朱载坖必置之重典。
朱载坖再次召见李春芳等重臣，重申自己底线就是建文事迹附太祖本纪，景泰帝可以立纪，兴献帝必须立纪，这是不容讨论的，如果达不到这个条件，朱载坖宁可不修这个国史。
陈以勤当即出来向朱载坖保证，睿宗可以立纪，与世宗成两朝国史，父子二人与之前的英宗到武宗相区别，至于建文年号是否恢复的问题，陈以勤认为可以再商量。
朱载坖当即说道：“成祖靖难，其中之危，可胜言哉？尔辈以太祖之亲，私建文之意，朕岂不知？若建文无失德之举，何以至此？湘王事尔辈何如辩？其以所谓不法事戮诸王，亦是太祖之意乎？诸卿可言也！”
朱载坖是绝不会答应恢复建文年号的，这孙子又不是什么好鸟，何况现在民间似乎很有一股同情建文君臣的风潮，锦衣亲军向朱载坖奏报了此事，甚至呈上了一些大员致仕之后和所谓的当时大儒写的书，对建文君报以同情。
比如原工部尚书、刑部尚书郑晓写的《吾学编》，其中的《皇明逊国记》记载建文帝在位四年的政事，以建文年号纪年，对建文君评价很高，他称：“建文君宽仁慈厚，少好文章礼乐，不喜任律法操切人。”
江西大儒邓元锡所着的《皇明书》卷2为《建文皇帝》，记载建文一朝史事。
朱载坖命陆绎将相关证据呈上来，朱载坖问道：“诸位怎么看此事啊？”
李春芳已经预感到不妙了，赶紧出来灭火道：“陛下，稗官野史，不足为信，若国史修成，此种谬论，自然而消也！”
朱载坖冷笑着说道：“李师傅说的好，稗官野史，本是一家之言，朕是不当追究，可是这些人是一般人吗？郑晓受世宗之大恩，朕亦待其不薄，自总督漕运累迁至大司寇，殊恩自不待言，邓元锡嘉靖三十四年就中举，一样深受国恩，他们既然想做建文君的臣子，朕就成全他们。”
朱载坖当即命令锦衣亲军都指挥使陆绎严办此事，这次陆绎收集到的材料中主要涉及到三人，郑晓、黄光昇、邓元锡，郑晓、黄光昇已死，追夺全部官爵、封号、谥号，开棺戮尸，将一应亲属流放缅甸，邓元锡尚在，命锦衣亲军将其逮至京师，下诏狱严审。
朱载坖直接说道：“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彼辈这般不忠不义之人，留之何用？”
朱载坖的突然翻脸，使得官员们都大为震惊，毕竟这都是百多年前的旧事了，处理如此之酷烈，很多官员们都认为朱载坖这事上有些过于敏感了，他们希望内阁能够出面劝解朱载坖，从轻处罚，但是一向以老好人示人的李春芳却一言不发，任由朱载坖处置此事。
李春芳很清楚，龙有逆鳞，触之必死，这些人显然已经触及到了朱载坖的逆鳞，朱载坖处置他们也是正常的，李春芳理解了朱载坖的意思，朱载坖在处置郑晓等人的理由中说的很明确，不忠不义，为什么是不忠呢？你郑晓、黄光昇是吃的谁的俸禄？
你们吃的成祖文皇帝后代的俸禄，拿的是成祖文皇帝后代的功名，然后去同情建文帝，对于朱载坖而言，这就是不忠，你们要是真的忠诚于建文帝，大可以学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嘛，你们既然出仕，就要忠君爱国，仁宗为什么加恩于方孝孺等人，就是因为欣赏他们的忠诚，虽然他们是废物，至少是忠诚的废物。
像郑晓、邓元锡这样的，就他妈纯小人，端朱家的碗，砸朱家的锅，还有什么脸面跟朱载坖谈什么君子小人，什么狗屁两榜进士。朱载坖重处他们，也是正常的，养条狗还知道护主呢！
李春芳等人正是因为知道这点，所以才对于此事不发一言，但是李春芳等重臣不说，有人要说的。
户部主事李三才上疏，认为朱载坖刑戮太过，纵然郑晓等人有不对的地方，毕竟斯人已逝，朱载坖应该念其勋劳，宽恩以待。
朱载坖一收到李三才的奏疏，不禁冷笑一声，这不是托塔李天王吗？敢跳出来，朱载坖就敢修理你，刑戮太过？你怎么知道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下诏狱体验一下，看看是不是刑戮太过。
朱载坖将李三才下诏狱的消息一传出来，工部主事李化龙、兵部主事赵世卿等人纷纷上疏，在京师准备会试的江西举人邹元标也跑到首辅李春芳的府上，请求李春芳申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