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阶和张居正、杨继盛在商量如何才能加强朝廷对于苏松的控制，其实徐阶既是松江人，又当了这么多年的首辅，也曾经在地方任职，对于其中的情弊是十分清楚的。
徐阶明白，为什么朝廷始终对于苏松无法完全控制，就是因为朝廷官府缺乏官员，尤其是流官，面对苏松这样极为难治的州县，事务繁杂，案件众多，他们根本无法有效的处理政务，控制地方。
而官员们为了自己的考绩，就会和地方士绅们做交易，朝廷考察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无非就是三个方面，钱谷、刑名和文教。
东南文风鼎盛，文教根本不是问题，对于官员们来说，重要是是钱谷和刑名，尤其是钱谷，朝廷对于东南的赋税，肯定是极为重视的，但是仅仅依靠县衙的几个官员，是根本无法完成这个任务的，官府收税，主要是依靠两种人，一是衙门小吏，他们是直接承办的，二就是地主士绅，官府往往需要依靠他们来征收赋税。
而士绅和小吏已经结成了利益同盟，从官员到任起，士绅们就会和小吏们一起观察官员，若是官员不通政务，那么这些小吏就会直接把持县政，架空朝廷命官，使他们变成士绅们的橡皮图章。
若是来的官员精明强干，小吏们无法欺瞒于他，那么士绅们一样有办法对付他，无非就是银子和前途罢了，对于那些贪婪的官员就直接用银子收买，这也是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当然总会有强项令，尤其是苏松地区的州县长官，都是经过吏部精心考选的，不少人还是想做些事情，没那么好糊弄的。
那就用前途来收买他，士绅们最厉害的地方在哪里？除了通过衙门小吏把持县政之外，更重要的就是对于科道的掌握，大量的御史言官被他们收买，而这些巡按御史对于州县官员是可以一言而决的，只要他们一封奏疏，虽然对于督抚大员来说聊胜于无，但是对于州县官员那是相当致命的，基本上可以一言定生死。
每年被巡按御史弹劾落马的州县官员都不在少数，何况御史不仅可以弹劾也可以举荐，这就使得士绅们可以以此为筹码和州县官员们做交易，士绅们可以帮助官员在钱谷上收缴赋税，也能够保证不发生危及官员仕途的恶性案件，甚至可以操纵御史，向朝廷举荐他们。
那么，代价是什么呢？
州县官员就要将大部分的行政和司法权力让渡给士绅们，士绅把持乡里，官府根本无从插手，使得士绅们的势力更加做大，后任的官员即便是想要改变也是无从着手了，士绅们依然做大，官府不仅无法惩治他们，甚至在很多事情上需要依靠他们，州县官员仰士绅鼻息的事情在东南是经常发生的。
所以徐阶认为，要趁此机会，改变朝廷在东南的弱势局面，加强朝廷在东南的存在。
徐阶这么积极，不仅仅是出于公心，当然也有自己的私心，徐阶很清楚，现在他在东南士绅中，已经被视为叛徒了，士绅们当然不敢把他们怎么样，但是一旦徐阶故去，他们会不会报复徐阶的儿孙就很难说了，徐阶当然也很清楚，毕竟他也曾经是士绅中的一员，要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就要把这些士绅们彻底的按下去。
徐阶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才积极的为张居正出谋划策，徐阶很清楚，只有把这帮士绅彻底钉死了，徐家才能安全。
在经过徐阶、张居正的杨继盛三人的商量之后，总结了苏松的善后条陈，徐阶认为，苏松难治，在于事务繁杂，州县官员无法处理如此多的政务。
那么首先就要解决这个问题，解决的办法也很简单，第一是增官，第二是析县。
增官很好理解，就是增加州县官员，以苏州府为例，现在的苏州府，下辖长洲、吴县、常熟、昆山、嘉定、吴江诸县，领太仓一州，太仓州管昆山常熟嘉定三县，其余由苏州府直辖，这些州县无不是事务繁杂，极为难治的州县，仅仅依靠知府、知州和知县们，实在是难以管理，必须要增加官员。
徐阶认为，在府一级，要增加同知、通判等协助知府处理政务，同时苏州钱谷、刑名都是极为繁杂的，除了正常应该配置的通知、通判之外，专门设立管粮同知、管粮通判，以解决赋税征收的问题，同时就是刑名，由于苏州案件众多，像正常一府仅仅设置一名推官是远远不能满足苏州府的需求的。
徐阶建议至少按县设置，也就是最少七名推官，负责刑狱事务，这样的话知府的压力就会小很多。而且通判是无定员的，要增加通判的人数，协助知府分管庶务。
州县也是一样的，县丞虽然只有一任，但是主簿是无定员的，要增加主簿，协助县令分理庶务。
至于析县，徐阶等人认为，苏州府的大部分县份人口、赋税繁多，县令实在是难以管理，必须析县以减轻县令的管理难度，增加朝廷对于地方的控制力。
徐阶认为，以苏州府为例，可以分长洲县南部设元和县；从常熟县分出昭文县，从吴江县分出震泽县，从昆山县分出新阳县，同时新设宝山县，这样的话，一县所辖的人口、土地减少了，事务自然也就减少了，便于县令管理。
徐阶等人商议完成之后，决定由徐阶通过密疏向朱载坖奏明此事，徐阶致仕时，本来按照规定应该上缴银章，但是朱载坖特旨令徐阶保留银章，准允他可以密疏奏事，现在就正是使用密疏奏事的时候了。
而在京师的朱载坖也终于收到了来自苏州的急报，朱载坖看完之后并没有大怒，而是召集群臣于文华殿，当众宣读张居正等人的奏疏。
读完之后，朱载坖才问道：“苏松的事情，诸位以为应当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