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们认为自己已经看透了朱载坖的想法，朱载坖又想搞传奉官了，他们作为正义化身，肯定是要阻止朱载坖这样的行为，朱载坖觉得自己还不如干脆摊牌算了，要不然他们还不知道要怎么传自己，搞得自己和宪宗皇帝一样。
而且不把自己的心思说清楚，他们会一直猜朱载坖的想法，到时候还不知道要把朱载坖说成什么样的人。
朱载坖于是决定召集内阁、六部都察院及各寺正卿，阐明自己的观点。朱载坖首先就将自己的想法说清楚了，自己不是要搞传奉官，而是要搞伎术官，这和传奉官是有本质区别的，伎术官是从秦汉以来就一直存在的，虽然在大明，文官们一直试图极力淡化伎术官在朝廷中的作用，但是在坐的重臣都很清楚，伎术官对于大明的重要性。
无论是军器制造、河道整治、山陵修建乃至于边墙、内府、水师，这些都离不开这些伎术官们，朱载坖现在要做的就是提升伎术官在大明朝廷中的地位，使他们最少达到汉唐时的水平。
在唐代，虽然伎术逐渐成为独立的出身，但在神功元年以前，伎术官尚属于正常的迁转序列。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李淳风，他以太常博士入仕，最终担任秘阁郎中，算是勉强跻身中级文官了。
但是武则天上位之后，下诏厘革伎术官，武则天将伎术官的上限给规定死了，在诏书中，武则天称：自今本色出身，解天文者， 进转官不得过太史令；音乐者，不得过太乐、鼓吹署令；医术者，不得过尚药奉御；阴阳卜筮者，不得过司膳寺诸署令。
说白了，就是将伎术官的升迁上限限制在本司之内，最高也就担任太史令一类的技术职务，后来基本对于伎术官也是这个管理模式，就是将伎术官限制在了低级官吏的范围内，不允许他们和科技或者恩荫、举荐出身的官员争夺地位。
到了后来，对于伎术官是越来越严格了，在大明，可以说是没有伎术官，只有伎术吏，以文思院为例，文思院有大使一人，正九品；副使二人，从九品，这就是文思院的所有官员了，剩余的就都是不入流的吏员了，其他的伎术官署也都是如此。
朱载坖认为，这对于工匠的积极性是极大的挫伤，再加上大明一贯的不把工匠当人看，朝廷官营的工场，能够如数生产就已经算是侥天之幸了，遑论什么提高产量质量，进行技术革新这些事情，所以朱载坖要求改变伎术官出身。
对于朱载坖的这个想法，官员们陷入了不同的看法中，李春芳等人认为朱载坖说的确实还是有道理的，伎术官毫无地位可言，长久并非国家之福，毕竟科举出身的官员能够懂技术的实在是寥寥无几，而朝廷在实际运作的过程中对于伎术官又是不可或缺的。
但是如葛守礼等人还是认为，科举才是朝廷选官的正途，只有通过科举选拔官员才是正路，伎术官无法考核，升迁全凭皇帝心意，并不是朝廷选官用人之道。
他们就以文思院为例，宪宗时，传奉官最多的也就是文思院，传升的文思院大使、副使越来越多，远远超出官员常额，文思院渐由国家机构沦为寄禄之所。这是需要防范的。
朱载坖当即予以反驳，他说道：“取士出于一端，并非朝廷之福，先朝取士，不拘于一途也。”
朱载坖说的就是唐代的时候，还专门开设过伎术科举，主要是制举中的医药举和常科中的明算科，现在也都被废黜了，唐宋时期在国子监还有算学开设，现在大明的国子监中已经是没有算学开设了，而算学对于朝廷有多重要就毋庸讳言了，军粮核算，户部收支，都需要算学的参与。
而这些科举出身的官员们对于算学根本不精通，朝廷的户部、太仓、京通仓很多事时候是依靠这些吏员来运转的，朱载坖对于这种情况早就有所不满了，科道御史们漫天弹劾，但是你叫他们去核实户部、太仓、京通仓的账目看看，小吏政治不仅在地方州县盛行，在大明的中枢朝廷一样盛行。
朱载坖希望通过伎术官来加强朝廷的监督，同时提拔大量有经验的工匠、医生进入伎术官队伍，增强朝廷的技术力量，这是朱载坖要做的事情。
朱载坖很清楚，要使得大明朝廷这个沉重老旧的机器再度运转起来，更新零件是必然之举，朱载坖还援引三途并进的方式，要求将一些表现优异的伎术吏提拔为伎术官，但是和唐一样，给伎术官设定一个上限，伎术官不能随意迁转，但是伎术官的品级还是要大幅度提升的。
现在的九品实在是不像样子，即便是大明伎术官中品级最高的太医院，太医院使不过五品，朱载坖认为伎术官不必再品级上规定的如此严格，只要他们在自己的官署中供职，不干预文官的行政权力就行了，同时伎术官的升赏除授仍然在吏部和吏科、都察院的管理之下。
朱载坖认为，将太医院提升为正三品的衙门，同时扩充太医院的权力，仿效宋代翰林医官院，掌管医之政令和医疗事务，负责对军旅、官衙、学校派出医官以及整理民间医药事宜，考选医学生等职务。
同时重新组建文思院，将所有的匠作衙门全部合并到文思院中，文思院使以工部右侍郎兼任，为正三品衙门，但是和唐代一样，伎术官不得迁出本衙，在文思院下设匠作、火器、甲胄、弓弩、船只、器械、冶炼等专门科目，负责技术革新和研制新的军器等物。
同时在国子监中重新设立算学，考选算学的教授和学子，算学的学员不属于伎术官之列，国子监结业之后先以吏员分配至户部、都察院、六科等衙门，同时相应的要建立审计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