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载坖的奏疏中也谈到了这一点，东南这些州县，本来就事繁难治，百姓奸猾，士绅强横，欠粮已经是常态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新科进士们，缺少政治经验，根本无法对付东南的这些豪强，反而是和地主们沆瀣一气，玩忽懈怠，致使朝廷税款流失，土地兼并愈加疯狂，他们则吟风弄月，等待升迁即可。
在大明现在的东南欠粮问题中，这些县令们要负极大的责任，正是因为他们的放纵，才使得追缴税粮这个问题极为难办，所以朱载坖认为，越是上县和繁冲之地，越是要派遣有经验、作风强横的县令，才能震慑这些士绅，保证税粮的追缴。
而不是仅仅以科甲出身来派遣官员，这点不光是王用宾，连徐阶也是很认可的，徐阶当了首辅之后，最为头痛的问题还是钱粮问题，虽然上次朱载坖整顿了苏松等地的欠粮，但是现在东南又故态复萌了，徐阶和吏部、户部虽然多次就此事派遣御史、督粮参政等官员催督税粮，但是效果都不好。
其实内中原因徐阶是很清楚的，无论是督粮御史还是督粮参政，要想催督税粮，还是得依靠县衙，而现在东南州县的衙门，从徐阶所了解到的情况看，早就被各地的豪强所把持了，县官令不衙，命不下乡，已经是常态了，指望他们又怎么能够如数收缴税粮呢。
徐阶也点头说道：“殿下毕竟是有过东南催督税粮的，见事之明，一针见血，眼下县治不佳，欠粮难为矣！”
对于朱载坖提出的这点，即便是科道，也无法说什么，在做的都是老御史了，也都有过出巡地方的经验，大明的县令是个什么造型，大家心里都有数。
说的好听点，他们叫内任文书为主裁，外任宠吏为羽翼，说的不好听就是委任胥吏，以致横行；宠任生员，以为军师，内则为主文之所把持，外则为吏书所拨置，事体轻重全无，驭下全无章法，一县之政，不是在衙门小吏之中，就是在师爷生员之手，至于他们自己，则是准备悠游于林下，和所谓的地方才俊攀关系，找门路。
这些事情在大明已经是常态了，所以朱载坖这才上疏，要求改革铨选用人之法，朱载坖的主张是退清流而用循吏，现在朝廷任用官员，不依据吏部的考绩，反而多以科道的考语作为依据，京察也是如此，不惟治绩如何，而以科道的考语作为升迁罢黜的依据，这是朱载坖极为不赞同的。
朱载坖认为，考察官员是否合格，就是依据吏部的考绩，税粮的征收情况、刑名的办理情况，还有安置百姓，防止出现流民或者造反作乱等事情，而非是科道官员主观的考语。
朱载坖的主张也很简单，官员选任，不以出身资历，而以考绩成果，只要是考绩优良的官员，哪怕他是小吏出身，也要予以升迁，就如同之前的况钟一样，尽管是小吏出身，况钟却能够出任苏州知府，并且考绩优等，哪怕你是三鼎甲，考绩不行一样不能升迁。
朱载坖的观点在现在的大明可谓是惊世骇俗的，现在大明都是先论出身，再谈门派，除了科甲出身之外，官员的家乡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对于举人出身的官员们来说，尤其是如此，因为他们在官场上更加孤立无援，没有同科或者坐师为之援手，同乡就成为他们唯一能够倚仗的助力了。
所以当时有人曾经感叹道：不系进士出身之人，遂不得不投门户以自庇，资格与朋党二者牢不可破。
朱载坖就是要破除这些事情，还是朱载坖当时说的四个字，唯才是举，惟治绩是举，考察官员要以能力而非出身作为依据。
这点吏部当然是支持的，这样一来，吏部在铨政中的话语权就增加了，而科道的作用就相对下降了，这当然是科道官员们不同意的。科道之所以权重，除了他们可以弹劾官员之外，更重要的就是他们在官员铨选上的话语权，如果按照朱载坖的办法实施，科道的权力肯定是大为缩小。
而且朱载坖对于科道言官的选取，也有自己的看法，现在科道官员的选取，特点就是推知行取，进士十九，举贡才十一。举贡所得又大率有台无省，多南少北。
所以朱载坖的建议就是打破这种独重进士的风气，平衡进士、举人、岁贡等在官员选任时的比重。选拔科道言官，一样也是惟考绩而论，只有在县令、推官任上考绩优良的，才能被选任为科道言官。朱载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使得科道言官，尤其是巡按御史，必须是熟悉县政的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有效的履行朝廷派他们巡按地方的职能，不被州县官吏所欺骗。
王用宾等人当然是支持这个建议，甚至徐阶也觉得朱载坖的建议是很中肯的，徐阶有着多年的地方行政经验，深知现在的巡按御史，很多时候是不通政务的，到了地方，就是接受豪强的宴请馈赠，为豪强们说话张目，而不是履行朝廷赋予的职能。
虽然徐阶很重视科道，但是徐阶也知道朱载坖所说的这些并非虚言，科道现在澄清吏治，纠劾不法的职能是越来越弱，沦为党争打手的倾向确实越来越明显，虽然徐阶也很依靠科道维护自己的地位，但是徐阶同样很清楚，今日他能用科道打击异己，明日就有人可以用科道来打击他的党羽。
况且徐阶还有有点政治追求的，他至少不想自己日后和严嵩一样落个骂名，所以对于朱载坖这次的奏疏，徐阶也是全力支持的，有内阁的支持，吏部的力推，徐阶很快就回奏嘉靖，内阁召集官员商议后，认为朱载坖的建议可行，请求嘉靖将朱载坖的奏疏下吏部施行。
嘉靖同意了徐阶的意见，同时要求海瑞克期上任，立即到衙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