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俊民听后，便问道：“那父亲的意思是帮助裕王？”
杨博说道：“此事可以帮帮裕王，但是不能把东南的盐商给得罪死了，两淮盐场不能轻易动的。”
和嘉靖的看法是一样的，杨博也认为两淮盐场是轻易动不得的，两淮盐场乃是大明盐政的压舱石，绝不可轻动，而且对于 东南的盐商来说，两淮盐场可是他们的命根子，真的要是威胁到了他们在两淮盐场的利益，他们肯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反击的。
东南盐商财大气粗，一旦他们真的铁了心要反击晋商的话，不光是可以用银子买通朝廷的大批官员，更是可以利用两淮盐场给大明制造极大的麻烦，现在南倭北虏，大明已经焦头烂额了，绝对经不起这么搞的，所以千万不能把东南的盐商给逼急了。
杨博认为，利用长芦盐场的盐来恢复开中是可以的，这样也可以壮大晋商的实力，同时增加边储，但是两淮盐场现在还不能轻易动，朝廷现在对于两淮盐场的盐税银是极为依赖的，这个时候一旦东南盐商和晋商起了冲突，朝廷是绝对不会支持晋商的，所以其中的度一定要拿捏准了。
随后杨俊民就将杨博说的写成书信，待杨博过目后，派亲信家人送信到京师去。
这边王国光对于盐政的一些看法也写成了奏疏，通过朱载坖转奏给了嘉靖，嘉靖看了之后召集阁臣们，正式将盐务提到了日程上来了。其实嘉靖也是没有办法了，现在太仓无银，东南又被倭寇袭扰了，能够短时间内筹集大量银子的地方，恐怕也只有盐政了。
其实盐政，在嘉靖朝确实也是几经更易的。嘉靖十年之前，嘉靖一直力图恢复在九边纳粮开中，从嘉靖一继位，杨一清、霍韬、胡世宁等人就多次上疏，请求恢复开中法，嘉靖也认为开中法对于大明的边防极为重要，所以一直在积极的谋求恢复纳粮开中。
但是由于商屯的废弛，还有盐引的滥发，恢复开中的努力最终还是化为了泡影。嘉靖十年之后，嘉靖也对于恢复纳粮开中失去了兴趣，对于纳银开中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同时为了打击私盐，还采取了余盐纳银的制度。
其实嘉靖很清楚，余盐纳银无法改变内商利润大于边商的事实，未能提高边商的积极性，对开中法的恢复造成消极影响。而随着倭寇的猖獗和庚戌之变后北部边关的吃紧，朝廷财政紧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朝廷采取了工本盐制度。
所谓工本盐，即盐运司先收买灶户的余盐， 后与正盐搭配开中于边，实际上也是为了增加边镇的供给，但是两淮的商人们一直极为反对工本盐制度，认为工本盐是残民之法。
之前的巡盐御史就上疏称：运司积盐日多，引无所售，边商不复报纳工本，商灶两困。要求朝廷取消工本盐，现在朝廷空前缺银，盐政肯定要有所变更，重点就是告银子。
嘉靖问道：“现今太仓空虚，四方索饷之疏日日到来，尔等身为阁臣，当如何办啊？”
几位阁臣们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其实这些事情也都是老生常谈，如将部分地区的税粮暂时改征折色银，还有支用太仆寺马价银、工部节慎库存银等办法，对于盐政，当然阁臣们也有想法。
徐阶就建议增发余盐，令商人们纳银购买余盐，所得的余盐银解到太仓，用作开支。余盐银确实是现在大明盐税的主要来源，但是嘉靖对于余盐银的态度却很复杂。
弘治时期商人收买余盐主要是用来补足正额盐，也即是开中商人已经在边镇纳完粮草，拿着朝廷的支盐凭证，到盐场却无法支取的那部分食盐。
而到了嘉靖初年，盐场从灶户手中购买余盐的目的就和弘治时期大不相同。这时，大部分商人是为了另一种全新的目的奔走于各盐场收购灶户的余盐。他们购买灶户的余盐是因为他们看中 了余盐有利可图，从而利用朝廷制定的允许余盐商收的宽松政策，大量地收购余盐，然后转售到行盐地方去贩卖，从中赚取利润。
说白了，余盐越多，正盐就越少，购买余盐贩卖和正盐开中相比，虽然获取同样多的盐，要交纳更多的钱。但是它不需要在边地上纳本色粮草，这样商人的负担大为减轻，而且商人在支取正盐时往往要守候多时，而余盐直接购于灶户，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也免去了商人的守支之累。相较之下，购买余盐出售比正盐风险更小，更易获利。
对此，无论是朝廷还是嘉靖，都是心知肚明的，但是朝廷卖余盐，本就是为了捞钱，在正盐无法获利的情况下，朝廷也只有大量增加余盐的销售，来弥补正盐不行所造成的盐税漏洞。
这次徐阶的建议更加激进，他建议大幅度提高余盐的价格，将之前的每引六钱，提高到每引一两，但是为了使商人能够接受这个价格，徐阶提出，改变之前的正引带余盐的销售策略。
因为之前朝廷为了保证正盐的销售，对于余盐实行带引制度，也就是盐商要想购买一引余盐，就必须等购买一引正盐才行。但是徐阶建议，这次提高引价，然后废除带引制度，商人不必购买正引，只需纳银购买余盐即可。
同时大幅度增加余盐引数，以提高余盐银的收入。淮盐原额七十二万引，正盐余盐各半，也就是各三十六万引，徐阶建议，将余盐增加到六十万引，这样的话，仅余盐银一项，就可得六十万两银子，对于太仓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小的进项。
当然，这样的后果也是很明显的，就是正盐的竞争力会更小，但是现在的嘉靖也管不得这么多了，只能先解决眼下的财政困难，在严嵩、徐阶等人的建议下，将余盐增加到六十万引，同时增加工本盐三十五万引，纳银解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