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广州曾经是对外贸易的都会，汉武帝平南越后至东汉末年这一期间，为日南郡、交趾所超过，但随着外贸市场的转移，交趾的地理条件便远远不如广州优越了。
也就是说进口的物资如由交趾登陆，其内运路线比从广州登陆要长得多，所以，外商很自然地便以广州为停泊地点了。
东晋借人法显于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三九九年),自长安出发,路经西域进入北天竺再由中天竺到师子国(即斯里兰卡)，在该岛居留二年，闻知师子国至广州有海道可回。
便于公元四一二年乘商人海舶抵耶婆提(即爪哇)，再由耶婆提转船返国。原计划在广州登陆，后因遇飓风,被吹至青州(在山东半岛)上岸。
据法显的《佛国记》记载：当时的师子国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已很频繁，法显是看到一柄来自晋地的绢扇，引起乡思，才决心回国的。
从师子国至耶婆提共行九十余日，然后在耶婆提停留五个月，等候信风，再直航广州。
按照商人所说，在一般正常的情况下五十日便可到广州。可见当时广州与耶婆提之间，已有频繁的商舶往来。
该书还说，从耶婆提至广州的海舶，可载二百余人，并可贮存五十天的粮食和给养，其所航行的路线亦是当时最快捷的航线。
另外，随法显之后，往来南海之间的佛教徒，据冯承钩《中国南洋交通史》考证，约有十人。
其中，昙无竭于宋永初元年(公元四二零年)招集同志二十五人远适天竺,后于南天竺随舶放海达广州。
印度僧人求那跋摩，于宋文帝(公元四二四年至四五三年)期间，应邀来我国传教，从诸薄港(即爪哇岛)乘搭印度商人竺难的商船直达广州。
印度僧人求那跋陀罗,由师子国随舶汛海,于宋元嘉十二年（公元四三五年)至广州。印度僧人拘那罗陀,经狼牙修(今马来半岛)、扶南，至南梁
大同十二年(公元五四六年)至广州。还有罽宾国僧人昙摩耶舍、印度僧人菩提达摩也是这个时期航海从广州登陆的，其中菩提达摩的登陆地点——西来初地，至今古迹犹存。昙摩耶舍建王国寺,即现在的光孝寺。
据《宋书·夷蛮传》记载，广州当时“舟舶继路，商(商人)使(使官)交属(往来)。”《南齐书·东南夷传》也说:“四方珍怪，莫此为先,藏山隐水，环宝溢目。商舶远届，委输南州，故交、广富实，牣积王府。”
地方史书《州郡志》又称：交、广一带“外接南夷，宝货所出，山海珍怪，莫与为比。”因此，凡当广州刺史的，无不暴富。俗话有“广州刺史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钱”的说法。
《晋书·吴隐之传》也说了这么一个故事:公元四零二年，东晋安帝元兴元年，吴隐之任龙骧将军、广州刺史，当时广州官吏贪污之风极盛，皆说因饮了市郊石门的贪泉水所致。
吴隐之特地到石门喝了一勺贪泉的水，并题诗一首曰:“古人云此泉，一歃怀千金，试使齐夷饮，终当不易心。”驳斥了贪官污吏的谬论。
当然，“饮之辄使人贪”，这是无稽之谈，但这个故事亦说明当时广州对外贸易之繁荣，官吏藉此而贪污。故《晋书·吴隐之传》又云:“广州包山带海，珍异所出，一箧之宝，可资数世。”
据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引阿拉伯人古行记的记载说：“中国的商舶，从公元三世纪中叶，开始向西，从广州到达镔掷屿，四世纪到锡兰，五世纪到亚丁，终于在波斯及美索不达米亚独占商权。”
马斯欧迪的《黄金原和宝石矿》一书成书于公元九四七年)也有记载，谓五世纪上半叶，在幼发拉底河的古巴比伦西南希拉，常有人看见印度和中国船在此停泊。
参见桑原鹭商《波斯湾之东洋贸易港》一文，载《唐宋贸易港研究》一书中)。当时的外国船“每岁数至”。并且有十余艘之多。(参见《南史》卷五一《肖励传》)
清郝玉麟的《广东志》记载外国商人前来广州贸易时，亦列有师子、毗加梨、干陁利、阇婆、狼牙修、盘盘、顿逊等十国余。其中交往最密切的有占婆、扶南、诃罗单和干陁利等国。
占婆在西晋、东晋、宋、齐、梁、陈等朝代中，先后派出二十多次使节来洛阳和南京访问朝贡。外国的朝贡就包含有通商的成分在内。
扶南是雄霸东南亚数世纪的强国，从西晋武帝秦始四年(公元二六八年)起，至陈后主祯明二年(公元五八八年)止，扶南王国曾先后派遗二十多次使节来南京访问朝贡。也是当时和我国通商的主要贸易国。
诃罗单和干陁利虽然前来朝贡的次数不如以上的两个国家多，但由于地处东南亚各国通商贸易的要冲，再联系到法显《佛国记》的有关记载，这两个国家与广州的通商据推测也会非常频繁。
德人夏德氏也认为：那个时期外国商人开辟了广州这一重要市场。但由于文献记载非常简略，所以还无法对当时的贸易情况作出详细叙述。
在这期间，输入我国的主要物品有：象牙、犀角、珠玑、玳瑁、琉璃器、螺杯、吉贝(棉布)、郁金、苏合(香料)、沉擅、兜鍪等等。
输出的商品以绫、绢、丝、锦为大宗。此外，还有奴隶交易，据《梁书·王僧孺传》称，广州每年都有从高凉郡(今阳江高州一带)运来的“生口”(即奴隶)，卖给外国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