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犯文青病了，另外两个半月初任培训结束了，明天正式到单位上班了，目前不知道到底有多忙，所以更新还是随缘。）
前一个较为虚弱的声音是刚刚被门下弟子从一个山头之外的法坛抬回来的黄门掌门黄四。
作为胡三仙逝，胡门暂时没有掌门之时“内五门”的话事人，黄四很受柳五敬重的原因不必多说，就之前战斗中黄门依靠转祸福之术给众人预警乃至充当保底护盾的情况就已经能说明问题。
而后一个较为急促的声音自然是注意到这边情况，之前被不会毛笔字尬住的“狙击手”。
作为这次行动真正的带头大哥，“狙击手”赢得柳五敬重的原因除了前述种种，更重要的一点是在场众人，“狙击手”是唯一能靠纯剑术稳赢柳五的强者。
两人的共同阻止让柳五不得不收起柳木剑然后弯腰作揖。
“得罪了！”
整个过程身姿流畅，但语气生硬。
说完也不待“六壬”传人有所反应，柳五便以比之前窜来时还快的速度转身窜走。
这让黄四多少有些尴尬，但“狙击手”则一如既往的不理解，或者说不是很懂江湖弯弯绕，
“慈荫大师，这二位是？”
不多懂江湖事，但多懂混沌事的“狙击手”几乎马上就感觉到了“六壬”传人身上沾染的混沌气息，以及正气结界外几头人型野兽身上，那虽然未见过，但是无比确定带有混沌眷属性质的“外五门”成员（其实就是和中古战锤的野兽人有点像）。
这让“狙击手”在一开始其实是倾向于柳五的，只是碍于明显有做调和意味的慈荫和尚，才没有直接上来为柳五站台，而是选择了让被其判断大概率不是这两个陌生人对手的柳五先退开。
而比“狙击手”更谙人心的慈荫和尚自然也从问话的语气之中听出了“狙击手”的倾向。
毕竟被伍连德带来的信念能量强化了的金刚怒目还未彻底消散的慈荫和尚，自然也察觉到了“六壬”传人身上搬弄更大因果带来的遗留痕迹。
不过不同于“狙击手”，有着因果相关修行（佛教称轮回）经验的慈荫和尚在之前胡三之死时就已经在猜测，出马仙和小日子之间的因果纠缠可能没有那么简单，只是当时完全没有证据。
而现在当显然和“内五门”有着众多矛盾且同样自持出马仙身份的“六壬”传人带着明显更重的因果出现无疑是坐实了这一点，因此并不想直接失了公正的慈荫和尚在打了个佛手之后才开口，
“居士，这二人上门不像个人私怨，但是不是家国公事，还需再看看有何分说。”
说罢慈荫和尚便将残余的金刚怒目都摄向了对方，静待明显被金光一震的“六壬”传人解释。
而“六壬”传人虽没有“内五门”这样被因果之术囿于情绪，但同修一脉法门其对人心的影响也是只有五十步一百步的区别。
因此被怒目一瞪，之前还能靠小六壬之术预知柳五行为然后装高人的两人也是光棍的直接摊牌。
他们确实是带着“六壬”派诚意来还因果的。
而要拎清楚其中各种区直，还要在往前论个近80年，补一补近代史的背景。
之前提到，出马仙诞生于闯关东的时代。
而闯关东则发生于清末到民国初年，因此其也同样受到众所周知的东大近代背景影响。
最简单粗糙的描述就是东北在当时，正若历史书那张《时局图》所描绘的同时被北方沙皇之熊以及东边小日子所影响。
具体来说就是闯关东之所以能发生，首先的前提是1860年，被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以及洋务派和保守派权利争斗整的没有余力的满清政府，面对沙俄巨熊对东北的窥视已经不再像清初的时候那么“自信”。
因此在黑龙江将军（满清在东北设置三个将军府实施军事管理）的反复奏请之下，满清守了200多年的封边祖训被局部取消，史称东北开禁。
其直接目的就是吸引更多移民到东北，以对抗沙俄在东北继续进行侵吞的行为。
这在政治层面是满清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统治而进行的妥协，但在文化层面也促进了融合与发展。
只是由于政治上层建筑是所有上层建筑的统领，所以相互影响之下，作为封建时代基层统治秩序的一部分的民间宗教，也在其中受到了复杂的影响。
简单来说就是出马仙的诞生既有民间的需要，也有官方的默许乃至推进。
于是在当时由于俄国在东北压力巨大，满清官方内部便有亲日派（洋务运动影响）主张引入日本来抗衡（虽然日俄战争是后话，但是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在此之前就已经在东北折腾了）的背景下。
出马仙一门，特别是更“官方”主要服务于社会中上层的“六壬”派便和小日子产生了交集（时间线简并的影响）。
并且在最初的一段时间，在双方背后的掌权者有合作意向之时，双方甚至可以靠着共同的师祖（指徐福东渡、以及更直接的遣唐使、还有鉴真和尚等）排资论辈，通力合作，共同对抗理论上和出马仙法门更亲近的沙皇术士（远东萨满）。
但是显然，随着日俄战争爆发，小日子大获全胜，小日子逐渐成为东北新的压迫者。
苏联诞生沙俄时代留存的远东萨满直接被薯条旅在时间线上挤死（没全面挤死也沦为了白鹅之中的难民，并因为失去力量基础而衰弱）。
以及更重要的满清对东北地区的控制开始崩溃（甲午战争比日俄战争还早），东北军阀乱战导致出马仙跟着乱战的多重因素。
出马仙和小日子玄学侧的短暂“蜜月”迅速结束。
而之后虽然双方没有马上陷入绝对的敌对，但是失去了背靠统一政权带来的便利的“六壬”派，为了维护自己的力量基础（东北平民的普遍认同），在因果之术的捆绑与缺乏长远视野的情况下，也不得不干了很多狗屁倒灶的相互矛盾的事情。
比如今天为了一屯一地坑杀一群小日子玄学侧人士，明天又为了改变某些并不明确的占卜结果，将部分不愿意信奉自己的东北平民卖给小日子。
总之用孤魂野鬼唯利是图称呼当时的“六壬”派或许过分，但是谈一句时代车轮的帮凶绝对不止。
而其结果自然就是之前“六壬”派会劝“内五门”不要过纠结于小因果的原因——反复的做自己认为当下最有利的事却不再管长远未来的“六壬”派差点因缘际会（反复无常导致不再被东北平民信任）的给自己整灭亡。
多亏了两声炮响才让出马仙一脉没有因此断绝。
其中一声炮响（十月革命）来自时间线简并的余波，以及薯条旅时空神秘势力在东北的早期发展（1923年东北早期组织建立、1927年满洲临时省委、1929年杨靖宇来到东北），为不知道如何自处的出马仙一门“送来”了新的思想（其实就是民间宗教作为工作对象被宣传了进步思想）。
这让“六壬”派重新捡起了更为宏观的大义名分。
而另外一声炮响——皇姑屯事件（1928年）与之后的918（1931年）——来自历史惯性，东北人民心头的主要矛盾又一次变成了与小日子的对抗，让出马仙一门找到了新的因果抓手。
“内五门”作为“六壬”派放弃亲自直接干涉具体因果专注于关注更高层面因果之后诞生的后继者也在这个历史背景下登场，并在与东北抗日联军多有互动的过程中发展壮大（和小日子结下血仇）。
从这个角度说，整个出马仙一脉，能够重新捡起来自己在东北玄学侧的主流地位，既要感谢神秘势力在东北的发展，也要感谢小日子即时跳出来充当帮助凝聚共识的敌人。
但是宗教还是朴素因果论为基础的情况，终究有自己的局限性（这也是出马仙始终没有完全和抗联共同行动的原因）。
这种持续向好的发展，在朴素因果论之下就会造成巨大的因果背负（简单说就是一直走运总要还）。
当然在一开始虽然和神秘势力以及抗联走的没那么近，但是依然可以背靠东北此时根基最深厚的信念力量的“六壬”派，在专注于高层次因果平衡的情况下，是可以拖延这种反噬的到来的。
只是因为天有不测风云。
一方面外来势力向薯条旅时空注入的影响打破了“六壬”派小心翼翼维持的因果平衡（时间线上溯影响）。
另外一方面小日子发力之下抗联被挤出东北，且出马仙在过程中多少有些坐视不管的处理（“六壬”派为了在天有不测风云之中维持因果平衡阻止“内五门”肆意袭击小日子）。
又让“六壬”派，无法继续借用完全依靠抗联才凝聚起来的东北抗日信念能量。
两者叠加，试图靠自己解决问题的“六壬”派，便出现了上一章提到的强行占卜外来者跟脚，并导致出马仙一脉“道果”被“扬了”的结果。
并且如果不是“狙击手”带着信良道士和慈荫和尚强势切入，在思维囿于修行法门的“六壬”派的摆弄下，这个周期出马仙倒霉的流程，肯定不是“道果”被毁，然后死几个“内五门”掌门就能解决的。
不过，我们也不能因此过于苛责“六壬”派，因为他们真的是属于那种本心还有救，但是被自身知识和认知局限了视野以至于做了错事的人（相比他们和抗联直接合作的“内五门”其实在因果论的道路上走的更远看的更开）。
并且他们也没有“内五门”认为的那么苟且只知道所谓大因果。
毕竟在伍连德带来的信念能量以及“狙击手”制造的临时活圣人，在出马仙的因果世界观中添加新的砝码并暂时恢复因果天平平衡之前。
并不打算坐以待毙且明白大义名分高于生死的“六壬”派，也已经又一次尝试用之前摆脱上一次因果轮回的方式（创造“内五门”）创造了“外五门”，并准备带着这些新战力和小日子怪物决一死战（比“内五门”更早见识了“军刀组”厉害的“六壬”派之前认为“内五门”必然被团灭）。
只是和胡三面对“军刀组”怪物，在中古奸奇的超规格影响之下开始极端化一样，自认胜算不大的“六壬”派在这个过程中也动了禁忌，借用了外界因果（中古混沌的力量），以催熟“外五门”（胡三和其所拜大仙能以土着之力算出部分赛博朋克世界的事情的本质原因就是其直接接触了外界因果）。
无非是法门更加精深一些的“六壬”传人没有马上因为这样的操作给自己玩死，还能撑到“狙击手”一行人暂时打断外来干涉的抓手，然后在这短暂的空挡期里马上意识到问题所在并直奔战场而来。
（一些解释：
1、守了200多年的封边祖训
作为封建主义统治者，满清像所有历史上的统治者一样，都担心有人会模仿自己的起家方式推翻自己。
因此在还没入关的时候，满清就已经开始对“龙兴之地”谋划比明朝边境政策还严苛的封锁政策。
并为此修建了柳条边（始建于1638 年，这时距离煤山歪脖子树都还要再有6年），其依靠土堤为基础，堤上种植柳树，柳条相互交织形成篱笆状，堤外挖掘壕沟的方式阻止人员、牲畜跨越，并因此得名。
其主要目的便是把野人女真等不属于满八旗的女真部落和满八旗隔离开（后来又扩展到将关内满人汉人与关外隔离开）。
除开经济（垄断东北农林产业收益）以及不多的军事安全（控制游牧部落）考虑。
其在政治和社会层面的作用就和印度人创造种姓制度一样，完全是为了在更好的剥削中下层的同时稳定上层高种姓但是人口较少的统治集团自身的稳定。
即通过强行开除一些人的人籍（旗籍）来产生对比，进而提升“幸福感”和“团结性”，让人既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又始终担心自己会丢失人籍（旗籍）。
其结果就如一些有些简化但是确实指出了一大现实的论断一样。
即满清灭亡最高兴的不是汉族（更准确的说应该是关内被压迫的中下层人民），而是被满清开除出女真籍的野人女真（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关外被压迫的更狠，在之前统治结构中充当不可接触者的关外中下层人民）。
相应的当小日子建立伪满洲国给满清招魂，抗争最激烈的也是这些曾经被严重奴役歧视的野人女真诸部落。
而在东大建国后，这些部落除了被划入满族的外，还被重新划定成了诸如“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等少数民族。
pS：最近关于澎湖海战这个电影引发了很多争议，作者对于一贯水平不济的文娱工作者及其作品没有兴趣，也不多做评价，但是想谈一下由此引发的关于“民族”的问题。
在作者看来，“民族”这个概念是舶来品，究其源头是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构建区别于封建国家血统法理的国家认同而创造的概念。
即民族最初都是和近代资产阶级国家绑定的，一谈就是近代民族国家。
这是因为民族虽然在现代学术上的定义（为政治服务的马后炮式定义）可能是同一地区，同一历史文化，同一语言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人群的共同认识。
但实际操作上，通常会用更具体的历史事件带来的仇恨定义，即民族事实上依靠反面定义——民族=有共同敌人（特指另一个民族）的人。
比如英法在发明民族这个词之前都可以称为法兰克人、凯尔特人、维京人、诺曼人（取决于你站在什么历史时期，按什么标准分类），甚至考虑封建法统和历史经纬（诺曼征服和威廉一世等）英法依据上面的学术定义，在最初算成一个民族可能问题都不大。
但事实却是英法因为百年战争带来的“仇恨”，各自给各自建了一个区别于对方的概念（一边叫英格兰人，一边叫法兰西人）。
而之后更剧烈的拿破仑战争和普法战争，又都证明动员力和想象共同体建设是近代国家的核心，又让需要进一步强化动员体系的欧洲近代化国家，都不得不借用这种反定义来强化自身的动员能力。
于是民族和近代国家，在炮火与钢铁之间捆绑着诞生了。
而对于东大来说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说法虽然是维新派提出，但其真正成型也是靠全民抗战的历史实践。
当然这样论述，大家对于这个词的影响感觉还不够明显，更简单的说法是民族作为舶来词。
最早用汉语书写就是被19世纪的传教士发明（传教士学习当地语言翻译圣经然后影响当地语言发展的事情，之前谈斯拉夫人的传承的时候已经提过）。
而之后20世纪又被开眼看世界的东大知识分子在翻译西方着作和介绍西方思想时大量使用。
并且“民族” 一词直接对应英文 “nation”。
而“nation”同时有着民族和国家（近代国民共同体）的意思。
单翻译成民族，不仅让之后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先发并占据舆论主导的西方，有了借此定义后发国家的窗口。
比如二战后乃至现在众多民族国家“独立”（前近代国家分裂运动）背后都有西方霸权国家搬弄的是非（比如最着名的大英搅屎棍，以及没那么着名但是对东大影响巨大的小日子东洋史学派）。
还让这个词拥有了过多“褒义”含义成了某种虚假的普世价值。
简单说就是容易被有心人拿来上价值，并进一步进行精神殖民，乃至政权颠覆（国际上着名的有库尔德人，罗兴亚人，和东大有关的有傣族泰族之争）。
而在此之上，现当代皇汉思想事实上也是舶来品，其发展历程里存在一个明显被西方近代单一民族理论“夺舍”的过程，其很多思想内核底色与其说接近东方从“国人”概念传承下来的王道思想，不如说更接近西方一神论传承下来的“神族”思想，具体这里因为审核原因就不展开了。
而对于这种西方先占据宣传高地的定义，在马列思想指导下的苏联和东大都进行过对抗努力。
苏联的民族政策和东大搞出来的民族定义和中华民族共同体，都在一定历史时期发挥了正面作用。
当然这也属于“被迫”，因为民族动员实在太好用了，导致你不用就容易被用了的卷死。
这点不仅被二战前期的苏联证实——作者之前也讲过大胡子为了抗住德国人改变了宣传动员方式，从比较形而上的马克思理论宣传变成了直接普世的家国动员，即祖国母亲需要你，同样变化的还有苏共对东正教的态度。
也被东大神秘势力自己的实践证明——脱离群众认知范畴的理论宣传远不如直接给群众挑水的群众路线有力（当然群众路线并没有这么肤浅）。
但这终究是在他人的地基上盖自己的屋子。
而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认知，在现在的历史时期，我们确实应该实用主义的借用民族主义思想，并承认其历史地位，就如同马克思承认资本主义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一样。
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应该迷信民族主义，更不能因此不再警惕民族主义如同资本主义既有结构性矛盾一样伴生的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
因为从本质上讲，无论如何，民族作为一个根源是反定义竖切性群体定义的词。
其和当代西方白左给人分成N种性别在本质上并无区别。
都是为了割裂本该横切的阶级，让一部分被剥削者和剥削者捆绑在一起，以为剥削者获取道德和舆论优势。
比如明明满族和真正的获利统治阶级八旗并不完全相等，但却被舆论裹挟等价了。
又比如割据时期的郑氏也根本不愿且不会等同于汉族或者整个中华民族，却被舆论认为拥有所谓皇汉法统，能在统一这个本来政治正确的事情上“不当”反派。
这让其显然很难和马的横切阶级理论很好的结合（第二国际就是因为民族和阶级无法调和而解散，社会沙文等修正主义也是因此诞生）。
并且由于其依靠更直观的敌人进行反定义，导致其在与历史事件结合时具有极大的迷惑性（没有这个迷惑性也不会被资产阶级统治者发明出来用来忽悠平民当炮灰参战）。
大部分缺乏政治敏感性的人（包括水平不够的宣传和文娱工作者），很难区分一些不怀好意的知识分子谈论民族理论时，到底是抱着团结目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还是抱着分裂目的（小日子东洋史学派搞出来的内亚史观、元清非中国、弃地论等等），并容易因此被带了节奏。
所以按照作者的看法，在国家考虑建立自己的文科话语体系的时候，应该考虑对民族这个词进行修改，或者至少是修正。
一个可能的方向是捡起东大传统的共同体构建方式——华夷之辩。
即文化优先、华夷有别且可互变、服教化者（认同东特马）为华、甘野蛮者（死硬“自由派”）为夷。
这才是从东大传统王道思想之中延伸出来的真正的“皇汉”主义。
真正的“天朝”不应该在乎什么外在定义或者所谓“法理”“血统”，并能从容的自信于自身的文明水平能让所有夷蛮自愿（也包括被物理说服的）内附，并主动同化。
这种“文化自信”才是天下大同，和全人类解放应该有的前置思想。
毕竟作为一个广土巨族历史连绵的文明型国家，我们没有必要一直抱着西式民族定义不放。
毕竟和我们当敌人的人已经换了好几茬，用他们来反定义自身的主体性，比如现在“尖锐”的“满遗”问题，实在跌份。
只有另起炉灶说自己的话，才能不再被西式的近代民族概念捆绑阶级和民族问题，导致在舆论战场上的先天劣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