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京城地界儿上，有那么一对冤家——甲哥与乙弟，因为一桩陈年旧账闹得不可开交，最后索性对簿公堂，一路打到了地方审判厅。
甲哥一拍惊堂木（好吧，其实是法庭桌子），振振有词道：“乙弟那小子，清朝光绪年间，二十几那会儿，从俺手里借走八百大洋，到现在连个铜板都没还！法官大人，您可得主持公道，让他把钱吐出来！”说着，他抖出一张泛黄的借据，上面白纸黑字，盖着乙弟的大红手印，证据确凿。
地方审判厅的法官们一看，嘿，有借条在这儿摆着，还能有假？于是大笔一挥，判乙弟限期还钱，否则后果自负。
乙弟一听，心里那个憋屈啊，眼泪都要掉下来了。他不服，誓要将官司打到天边去，于是乎，京师高等审判厅成了他申诉的终极战场。
乙弟一上庭，便是一副冤枉至极的模样：“天地良心啊，我乙某从未向甲某借过一分钱！那张借条，哼，分明是伪造的！法官大人，您瞧瞧这字迹，对比对比，就能看出端倪，我这话可是句句属实，如有半点虚言，出门就被雷劈！”
高等审判厅的民庭庭长李怀亮，那可是个精明人儿。他一边听着甲乙俩人各自陈述，一边琢磨着：甲哥看着憨厚老实，乙弟则狡猾得跟狐狸似的，这事儿可有点意思。
正寻思着，李庭长眼角余光瞥见旁听席上一女子，那叫一个活跃！她坐立不安，走来走去，跟邻座窃窃私语，还不时朝乙弟抛媚眼，仿佛这庭审是她家开的私人剧场，她才是主角。这女子对案件的过度关注，让李庭长的侦探雷达瞬间启动：这里面，怕是另有乾坤！
李怀亮庭长眼珠一转，手指犹如剑指般指向旁听席上的那位妇人，厉声向乙弟发问：“那位在旁听席上溜达得跟逛街似的女士，是你哪位啊？”
乙弟眼神躲闪，支支吾吾回应：“她，她是内人。”
李怀亮一听，脸色一沉，对那妇人如雷贯耳：“法庭之上，岂容你这般闲庭信步？马上给我退到候审室去，等传唤再出来晃悠！”那妇人如惊弓之鸟，乖乖退出审判庭。
妇人一走，乙弟就像被抽去了脊梁骨，原本的气势瞬间垮塌，底气明显不足，再没了刚才的伶牙俐齿。
李怀亮趁热打铁，语气平和却充满力量：“你家就在北京城里吧？”乙弟点头如捣蒜：“是的，是的。”
“在北京做啥营生啊？”“在某某胡同开了家……小馆子。”乙弟吞吞吐吐。
“生意如何？”“还过得去。”寥寥几句对话，乙弟对李庭长的戒备心理已然消减大半。
“那你之前在哪混江湖呢？”“上海。”
“在上海干啥行当？”“经营一家西洋杂货铺。”
“那是啥时候的事儿？”乙弟的额头开始渗汗：“清末，光绪二十几年。”
“你开那洋货铺时，初始投入多少银子？”“一开始投了点，后来又追加了一些。”
“那铺子是你自己打理的？”乙弟声音越来越小：“是的，我自己管的。”一场庭上攻心战，李怀亮步步紧逼，乙弟步步退缩，真相似乎正从乙弟的口中慢慢溢出。
李怀亮法官眉头一皱，突然爆发出一声质问：“你小子唬谁呢！瞧你这模样，倒像是个街头算命的，能玩得转洋货买卖？”
乙弟慌忙摆手，急得直跳脚：“真没骗您，我说的句句属实！开店那会儿，我还雇了个经理，叫许兰生，专门帮我料理店里的杂事儿。”
李怀亮这一招奇袭，果然让乙弟乱了阵脚。他不动声色，继续发问：“这么说，店里进账出账那些铜钿事儿，全归你这位经理管了？”
乙弟点头如鸡啄米：“对对对，都是他一手操办。”
“要是店铺周转不灵，缺银子使咋整？”李怀亮步步紧逼。
乙弟忙解释：“经理有权自个儿去借。资金紧张，他就能四下里张罗借钱。”
“借条谁来写？”李怀亮追问。
乙弟老实交代：“他自己写。”
“借谁的名儿？”法官眼皮都不抬。
乙弟垂头丧气：“用我的名儿。”
“借条上还得你摁个手印吧？”李怀亮明知故问。
乙弟无奈摇头：“通常不用，他直接借就是了。”
“那以后人家找你还钱，你认账不？”李怀亮抛出最后一问。
乙弟摊手道：“那肯定认啊。”
李怀亮点点头，示意乙弟暂时退场。接着，他一挥手，传唤乙弟那口子上堂。
法官手握一张借据，对着乙妻晃了晃：“这位许兰生的手笔，你可认得？”
乙妻一听“许兰生”三字，如遭雷劈，愣在当地，心里纳闷：“这官儿怎么连他的名字都知道？”
稍作镇定，乙妻反唇相讥：“是他写的又怎样？他借的钱，凭啥找我们要？”
李怀亮面色一沉，正色道：“许兰生写下这张借条时，正是他替你家夫君打理洋货店的时候。他代你夫君借钱，虽无你夫君亲笔签字，但债务理应由你夫君承担，这可是你自己男人亲口承认的！你们还想怎么抵赖？”
面对铁证如山，乙氏夫妇彻底败下阵来，只好认账还钱，灰溜溜地退下。这场庭上交锋，李怀亮凭借机智与洞察力，成功破解了乙家的狡辩，揭示了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