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先粗粗翻看一遍奏疏的帖黄，这批大多都是各地和中枢官员关于登州局势的奏疏，其中夹杂着大量的弹劾奏疏，其中有相当部分是针对周延儒和孙元化的。
周延儒有贪墨受贿的嫌疑，崇祯早就有所怀疑，他也曾经关照东厂悄悄的打探，但是回报上来的却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这使得秉性多疑的皇帝愈发感到困扰。
最近几年国事日渐棘手，他总是希望大臣们能够实心办事，然而从堆积如山的奏章里他看到的，除了国事忧艰之外，就是臣子们之间无休止的互相攻讦。
相比之下，周延儒虽然不断遭到弹劾，在办事上还能令他称心。此外，他也隐隐约约的感觉到这次对周延儒的弹劾风潮背后有人在指使。
“你们一个个都说周延儒贪渎误国，换了你们就不误国了？”他内心冷笑，却又十分无奈。朝议也好，奏疏也罢，大多是空谈――他何尝不知道现在的许多做法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并不解决问题，甚至是在饮鸩止渴，但是不如此又如何办呢？
周延儒几次已经表示要注籍回避，他都下旨温慰，但是面对不断飞来的弹劾奏疏，他又一次的动摇了。
接着又是几封弹劾的奏疏，却不是针对周延儒、孙元化的，而是刘宗周弹劾户部尚书闵洪学的。
闵洪学是温体仁的人，这点皇帝自己也很清楚。刘宗周弹劾闵洪学明显是针对温体仁的。
皇帝感到：在最近几天里，各处来得奏疏内容有了微妙的变化。针对温体仁等人的弹劾明显增加了，其中大多数都是东林党人。他们在奏疏中不厌其烦的提醒皇帝：温体仁当初曾经“阿附逆党”，入阁之后还企图为“逆党”和“钦定逆案”翻案，有些奏疏中还罗列了温体仁和他的同党们的种种言行。
除了针对温体仁一党之外，凡是在登州事变中被牵扯到的各级官员，最近都遭到了猛烈攻击。吴桥县令毕自寅因为纵容“罢市”，激起兵变已经被革职，他的兄长毕自严也遭到了猛烈攻击。
除此之外，新城王氏的几位在朝的官员也被指责要为“激变”负责。
“就没有一个好人！”崇祯不胜忧烦的丢下奏疏。他隐隐约约的感到，登州兵乱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兵乱，俨然有了朝廷大臣上借此机会党争的契机。
他托着头默然不语不愿意再打开一封奏章。周围的太监宫女们一个个噤若寒蝉，不敢多言。
正在发闷，这时候值班的秉笔太监曹化淳又送来了一叠文书。他看到头一封就是从山东来得军情密奏，心中又是一震，简直不愿意拆封打开：最近从山东来得消息一条坏过一条：
就在半个月前，朝廷讨论调通州兵，让杨御藩统领，加总制衔，让他统辖山东各营官兵，又调天津兵马，让总兵王洪统领；又调保定兵马让总兵刘国柱统领。限定时间前去灭剿。
元月二十五日，杨御藩率领亲兵和铎营、沂营、青营的官兵前往来到朱桥镇，傍晚王洪率领的天津兵也赶到了，二十八日一块东进来到了新城。元月二十九日叛军自登州出来应战，结果天津兵首先溃退，王洪逃走。杨御藩被叛兵包围，半夜才闯出包围圈逃到了莱州，手下将兵西散逃走，杨御藩只带着三百名亲兵逃到莱州城下，差点被莱州城所拒，好不容易才进了城。
现在莫非是莱州也陷落了吗？一些可怕的猜想同时涌现心头，他虽然对打仗不在行，但是这些天来雪片般飞来的关于登州事变的奏疏中他已经了解到莱州的重要性，孙元化上奏疏说准备死守莱州，以免叛军流窜各地，造成“山东全境糜烂，祸及直隶”。
几天前杨御藩率领的天津兵的惨败似乎已经预示了登州之乱不会轻易的结束――搞不好还会成为又一股“乱寇”。
“孙元化真该死！”崇祯暗暗说道，勉强拿起密奏来拆开。
这时候他发现奏折是孙元化发来得，心情稍稍安定。孙元化眼下已经背负里失陷登州的罪名，莱州再失他断然没有再“突围”的道理，必定是殉城了。
如此说来莱州还在！
匆匆看了“事由”二句，不敢相信，重看一遍，嘴角闪出笑意，将全文看完，脸上恢复了血色。顿时舒了一口气，往椅背上一靠闭了闭眼睛。半响他似乎觉得此事还不够可靠，赶快拆开巡按御史王道纯、新任山东巡抚徐从治和总兵杨御的奏报。
他全部看完脸上显出了笑容。似乎是为了发泄兴奋之情他站起身子在在殿堂内来回走了几步。
这几个人奏报的都是同样的消息，孙元化在黄县境内击败叛军毛承禄部，斩首数千。斩叛将毛承禄。继而又在莱州城下重创攻城叛军，再次斩首数百。官兵损伤不多。
“想不到孙元化还有几分任事之能！”他想着几天有奏疏认为孙元化长期经营登州，对山东形势和东江情况比较了解，在辽人中也素有威望，建议让他戴罪立功。
原本他已经准备将孙元化革职拿问，但是现在的局势又让他迟疑起来――特别是又有了山东战场上的第一个胜仗。他虽然恼怒孙元化失陷登州，但是想到他靠着莱州的几千残兵败将总算遏止住里叛军势如破竹的势头，靠得大约就是在登莱地区长期担任巡抚的余威。几天前有人密奏山东形势的时候就力陈“不可临阵换帅”。
此刻若将他撤下，新任登莱巡抚不见得就能获得将士缙绅的拥戴信任－－闹不好还会激起兵变――皇帝太了解军队了，这帮子丘八自从天启末年开始就渐渐的变得桀骜不驯起来，凡事先要粮饷，稍有不满就聚众哗变，奈何现在八方走火，四面生烟，到处都要军队来维持……
想到这里，他决定不再撤换孙元化，而是让他继续“戴罪立功”，留在莱州。去年年底他已经将其“降三级留任”，这次他决定不再给他叙功。至于杨御藩，因为前面刚刚打了一个败仗吃了降级的处分，这次叙功撤销处分；至于徐从治和莱州知府朱万年、掖县县令等人都有叙功升赏。另在奏疏后面开列有出力的地方缙绅士民，照例也有封赏。皇帝不再细看，下上谕由礼部酌情办理。
虽说如此，他还是不大放心，最近他对外臣已经渐渐的不信任起来，总觉得不及内臣可靠。因而他决定选择二个可靠又“知兵”的太监去莱州分别为孙元化和徐从治监军。他正在御马监的太监中考虑哪些人比较合适。在他看来最合适的莫过于高起潜。但是高起潜是内臣中少见的“知兵”人才。他觉得应该将他留在更关键的场合使用：一旦登州进剿的安排妥当，也要派遣一名太监监军。
正在沉思，忽然看到正要退出去的司礼监太监曹化淳，他心中不由得一动。曹化淳是当初信王府服侍过他，天启年间被魏忠贤排挤被发配到南京――属于一起受过难的从龙太监，因而对他非常信任。当即问道：
“你在外间，可曾经听说过周延儒和温体仁之间的事情么？”
曹化淳躬身奏道：“奴婢每日在宫中伺候皇爷，外边事只是偶有风闻，况这是朝廷大事，奴婢如何敢说？”
“你只管对朕直说。”
曹化淳好些天前已经受了杨公公的嘱托，收了若干好处，又收到了闲居在家的东林党人钱谦益送来的银子和书启，请他为周延儒说话。钱谦益和他的关系不一样――曹化淳是出自王安的门下，而钱谦益曾经为王安写过墓志铭――因而早就准备为周延儒和孙元化开脱。但是平日里他没有机会当面议论此事，现在经皇上一问，趁机跪下进奏。
奏疏的内容他早就考虑过，主要还是从皇帝最为忌讳的党争入手，暗示这次对孙元化和周延儒的攻击有温体仁和周延儒党争的成分在内。
这番话果然对崇祯产生里影响。他登基以来，最忌讳的就是朝廷的党争，更忌结党。他所以东林虽然在他手上得以平反，但是自崇祯一朝，除了崇祯初年一度“诸正在朝”之外，东林党人始终没能占据中枢要地。他长时间任用被人骂为“阉党余孽”的温体仁担任首辅，就有反制东林的意图在内。他原本就怀疑这其中有党争，现在曹化淳这番含沙射影的话语让他顿时警觉起来。
他让曹化淳退了出去，孙元化他已经不打算撤换，这番话更让他下定了决心，但是就这么饶过孙元化他又有些不甘：登州毕竟是每年八十万两耗费的军事重镇，孙元化丧师失地，就是问成大辟也不过分。他考虑再三，决定将已经突围的原登州官员：监军道王征、登莱道宋光兰革职，发配大同卫。张焘革职，留莱州军前效力。其余人员全部革职削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