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博海点了点头，道：“从日本的立场来说，有这样的想法也不算错，都是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最大化。不过要让日本的力量保持强于中国，就有点自相矛盾了，一个虚弱的中国，对日本提供的帮助有限，但如果日本真的打算帮助中国发展，以中国的体量、人口、资源，超过日本也只是时间问题。”
秦铮道：“我们是穿越者，当然知道中国只要把自己的事情理顺了，超越日本的可能性极大，但在旧时空里，这个时代的中国基本还看不到超越日本的可能性，因此如果日本真得把中国绑上自己的战车，控制住中国的发展速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是有很大的可能在实力上压制住中国的。”
夏博海想了一想，道：“这到也对，谁让中国一直都没有消停过呢。”
这时徐济超道：“秦政委，我在穿越之前看过一些文章，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个时候清廷的新政其实还是搞得不错的，如果能够给清廷足够的时间，继续把新政搞下去，最终是能够获得成功，使中国富强起来的。结果被辛亥革命这么一搅活，反而打断了清廷新政的进程，让中国错失了一次富强的机会。”
王云鹏道:“这叫什么话，清廷的新政不过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而弄出来欺骗人民的东西，如果新政真的能搞好，那么辛亥革命根本就没有机会爆发。”
徐济超道:“其实我也不认同这种说法，但不知道这种说法到底在那里不对，如果说清廷的新政是欺骗人民的，但我研究清廷新政的内容，应该说都还是能够说得过去的，起码比以前确实要强不少，确实有一些君主立宪制的味道，这到真不能说是欺骗人民。至于说是为了维持清廷的统治，我认为这个动机也不能算错啊，如果新政真能使国家富强起来，也确实可以维持清廷的统治，这并不矛盾。另外从旧时空历史的后来发展也能看出来，清廷虽然腐败无能，但在大体上还是保证了国家的统一，发生的战乱，即使是像庚子国变这样的大乱，也都控制在5、6个省的范围内，从整个国家的角度看，大体还是稳定的。而辛亥革命尽管推翻了清廷，建立了共和国，但整个国家很快就陷入了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混乱当中，无论是那方面，都表现得还不如清廷的统治时期，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才彻底有了改观，但却耗去了近40年的时间。如果把这40年的时间给清廷，完全是能够让清廷充份的发展完善新政。老实说，我认为这样的说法还是有相当的道理的。秦政委是对历史有研究，所以我想趁这个机会，向秦政委请教一下。”
秦铮点了点头，道:“这些言论在穿越之前我也看过一些，但这种观点只是从表面上看很有道理，深入研究就应该清楚，清廷的新政是注定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如果不穿越，我会在我要出版的书里作说明，不过现在可以好好的说一说。”
徐济超道:“好啊，我也想知道，为什么清廷的新政不可能取得成功？”
秦铮道:“我们估且不论新政的好坏，但从1894-1900年，在这连续6年的时间里，先后发生了甲午之战，戊戌变法、庚子国变等重大事件，可以说每一件事情对清廷都是沉重打击，基本透支了清廷的公信力，可以说在庚子国变之后，除了极少数死忠之外，国内的绝大多数政治势力都对清廷基本都失去了信任，清廷这种局面下推出新政，不能说完全没有成功的可能性，但能成功的机率也是极底的。”
徐济超道:“成功的机率底，并不表示完全就没有成功的机会啊。”
秦铮道:“但问题就出在清廷的新政内容上面。”
徐济超道:“我看清廷的新政内容没有什么大毛病啊。”
秦铮道:“单纯的从新政的内容看，确实没有大毛病，甚至可以说和以前相比，确实是有进步的，只可惜新政推出的时机不对，如果是在甲午战争之前，那怕是在戊戌变法之后推出这些新政，基本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而且还能得到广泛的支持，但在庚子国变之后，清廷的公信力基本清零，再推行这样的新政，各方的政治势力自然都接受不了，认为清廷的新政为自己保留了相当多的权力，改良的步伐还是太慢了，因此清廷无法用这样的新政来重新恢复自己的公信力。”
徐济超道:“难道就一点成功的机会都没有吗？”
秦铮道:“当然不是完全没有，我认为清廷的新政要想成功，只有学英国搞虚君制，皇帝只是国家的像征，不在掌握实际的权力，而是将权力都交出来，只有这样清廷才能重新获得各方势力的信任，而尽管清廷失去了权力，但也能够保住皇帝的名号和国家像征的地位，反而能够超脱于各方势力之上。可惜这一点是清廷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因为从一开始清廷就没有想过要学英国，而是以日本、德国为参考对像，甴其是日本，后来清廷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基本就是照抄日本的明治宪法，而且明文规定‘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同时皇帝拥有颁行法律，总揽司法，召集并解散议院，任命官员，指挥军队等各种大权，老实说这样的权力和过去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要说进步，也就是把皇帝的权力用法律的形式明确下来了。在慈禧在世的时候，清廷还不敢搞得太过分了，但慈禧一死，载沣这群年轻权贵就急不可耐的抓权，但他们又没有慈禧的政治手腕，最后弄出个皇族内阁来，所以我才说清廷的新政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而暴力革命虽然会给国家、社会造成一定的动荡，甚至是流血牺牲，但在这个时代的中国，确实是唯一的一条出路。”
夏博海道:“打个比方说，现在的中国就好像一个得了肿瘤癌症的病人，如果采用保守治疗，也许可以维持很长的一段时间，甚致在一定的时间内，病人的精神面貌还不错，但病却始终是无法全愈，等癌细胞扩散以后，就只有等死；而如果选择动大手术的治疗方案，将肿瘤切除，在手术之后病人也许会元气大伤，身体十分虚弱，甚致半死不活，在一段时期内身体的状态还不如手术之前，但毕竟可以彻底根除病根，等熬过了手术后的虚弱期之后，病人就会彻底全愈，恢复健康。清廷就是这个肿瘤；新政就是保守疗法；而暴力革命就是动手术切除肿瘤。”
听完了秦铮的讲说和夏博海的比喻之后，徐济超才恍然大悟，道:“原来是这道理，我总算明白了。”
这时肖建军道:“我们现在要讨论的可不是清廷的新政，而是怎么应对这些革命者，我们真的要和他们进行合作吗？”
夏博海道:“当然，这个时代的革命者或许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有两点是值得肯定的，一是有爱国心，他们是真心希望中国能强大起来；二是有激情干劲，只要是他们认准了是对国家有益的事情，就会全力以赴的去干，甚致不怕牺牲，辛亥革命不就是由一帮年轻人发动的吗？而且革命者基本都是有一定的文化知识的年轻人，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人材，因此只要我们给他们正确的引导，完全可以我们所用，当然前提是他们要完全认同我们的政府理念，只要达到这个要求，其他方面都不是问题了。”
秦铮道:“别的我到是不担心，主要就是担心我们的土地政策难以被他仞接受，这个时代的革命者，有不少是地主、仕绅家庭出身的，土地改革是动了他们的奶酪，在旧时空里不乏有这样的例子。而且我估计有人会向我们提出土地改革对他们网开一面的要求。”
夏博海道:“先谈谈再说吧，我们首先要把实行土地改革的意义、目地对他们讲清楚，这是使中国强大越来的唯一办法，不是为了我们的私利，在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借土地改革为自己占有一亩地，如果这样还是不能接受我们的土地改革，那么只能说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了。”
秦铮也点了点头，道:“只能这样了，土地改革是不可能牵就任何人的。”
肖建军道:“我们现在说的，只是普通的革命者，而对那些革命者中的领导者，知名人员，比如黄兴，还有孙中山又怎么安排呢。”
夏博海道：“也是一样的，首先要认同我们的政策，只要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其他的事情就都好说，具体的合作方式可以再协商，也可以加入到我们内部，我们可以按材录用，但如果不能认同我们的政策，那么就只好分道扬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