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肇庆，朱由榔四处巡视了一个月，到处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曾经南迁朝廷军工生产中心佛山镇，现在已经逐渐成长为每年出铁一千万斤的煤铁重镇。只是随着军事工业向北转移，佛山现在更多的是进行民用产品生产，比如农具、铁锅等等，由于品质优良，远销海内外。
一批两广的实业资本家们，已经将生意延伸到印度和中东，那边的冶铁技术远不如大明，故而产品虽然昂贵，却也不乏销路。
而安南战役结束后，东亚地区最优质的煤矿之一，越南的鸿基煤矿，也进入了明廷的势力范围，通过海运运到佛山也就是两三日功夫。
而像佛山这样的冶铁重镇，现在大明还有四个，湖广的大冶、应天的马鞍山、四川临邛、山西太原。
加上各类中小铁矿，目前大明每年冶铁量，仅是官营企业，就将近五千万斤，而民营企业的产量，大概是这个数字的两倍以上。
也就是说大明每年的产铁量已经超过了十万吨。要知道，英国工业革命初期，钢铁产量也不过十五万吨，这个时代，英国每年冶铁怕也就万吨左右，而明朝初期，洪武年间每年冶铁量也只有万吨左右。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大明已经进入了工业革命，毕竟中国的人口、土地、矿产丰富程度，本来就是英国的十倍以上。
所以朱由榔最看重的不是产铁量，而是这个数字背后的意义
钢铁不是凭空诞生的，年产十万吨的背后，意味着多少官营、民营企业的出现，多少工人数量的增长，实业和金融资本的茁壮成长。
这些，才是工业革命爆发的先决条件。
看完佛山之后，朱由榔又前往广州市舶司，那里，听说正在效仿同时期已经出现了的荷兰阿姆斯特丹，建立证券交易所。
但工作很不顺利，不得不说，主政官员思想还是很开放大胆的，两广、福建地区出身的官吏，和他们这里的商人一样，善于接受新兴事物。
可大明和荷兰的情况到底有所不同，荷兰在建立证券交易所之前，民间已经有大量的股份交易作为基础了。而现在的大明，由于经济体量过于庞大 ，相较之，经济活动的密度也就小得多，反而条件不充分。
对此朱由榔鼓励了尝试的官员，不必急于一时，国内资本市场的规范和成长，至少还需要一二十年的时间，一步一个脚印，先把市舶司的土地买卖和房地产投资问题规范起来。
可以说，广东一行，让朱由榔原本萧索和迷茫的内心，突然振奋了起来。
在新法颁布以后，广东沿海，是南方受冲击最小的地区。
盖因这里从光烈初年，就已经逐渐进入经济转型，经过十四五年，旧貌换新颜。
越来越多的工厂、企业，拔地而起。仅广州一府，企业注册数就超过了四千，务工人数超过二十万。
如果放眼整个广东，这个数字大概还要增长两倍。
而最让朱由榔惊喜的，还是在广州府的另一项发现。
这还是朱由榔让随行的中书署官吏，去乡间调查寻访发现的。
由于整个广东，大量青壮劳动力向沿海聚集，参与工商业生产，导致许多土地空余抛闲。
而就在这种背景下，一种完全基于民间自发的，崭新农业生产模式诞生了。
进城务工的农民，依然保留着自己的土地，但他们却没法耕种。于是乎，务工农户就和留乡农户达成了契约。
务工农户将自家土地折为股本，留乡农户则将农具、耕牛折为股本，双方共同在官府登记，成立企业。
务工者把土地留在乡里，由企业统一耕作，每年产粮按股本分配给各家农户。而雇佣耕种的农民，则按照经营成本发放工资，如果有用到农具和耕牛的，按股本折算。
也就是说，这时候，在这种“农业合作社”形式下，种地的农民从佃户和自耕农，变成了股东和农业工人。
务工百姓从沿海城市所获得的的财富，又可以以股份增持的方法投资反哺到家乡的合作公司当中。
当然，这和后世建国早期的农业合作社不是一回事，财产并不是集体所有的，而是按照股份分配，遵从的也是市场规律，而非计划经济，反而恰恰是私人资本发展的形式，类似于新世纪的农村信用社或者农垦公司。
真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键在于，在这样的整个农业生产过程中
原本的地主-佃农模式被打破了，封建土地主被排斥在外。至于在广州，更多的不是排斥，而是这些地主已经在工商业浪潮中，转化为资本投资者。
农民通过经济上的自我合作，完成了农业生产资料的整合，从而变成一个有力的市场主体，参与竞争。
而这整个过程中，没有来自朱由榔的“高瞻远瞩”，没有来自中央或者地方衙门的引导或者干涉。
全部，都是当地百姓，在沿海工商业市场化浪潮中，自己摸索、探寻，最后实践出来的方法、道路。
仅在广州一府，这种形式的农业企业，就多达两百余，其中少的有三四十户，多的有六七百户。
新的农业生产秩序，解放了大量小农经济下，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劳动力。
其实从宋代以后，我国就逐渐进入了地少人多的状态。而明代以后，随着作物引进和农业技术进步，农业人口事实上已经开始过剩。
如果不加以改变，最后就会变成清朝那样，粮食产量、人口激增，却反而导致人民的普遍贫困。
朱由榔对于广东的改变叹为观止，商业契约与合同已经深入到千家万户，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去年一年，《民律》施行以后，全国的民事案件，三分之一都发生在广东。
这并不是因为广东治安不好，而是因为过去广东的经济司法氛围，更加浓郁。
过去诸如合同分歧，贷还款延期，股份、财产、期货谈判之类的事情，还没有多少人认为，这是应该通过国家司法程序进行公证和申诉的。
而广东最先迈出了这一步
也正因为如此，广东本地出现了大量的，不以考功名为目的，主动考入中小学学习的读书人。
他们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学习律法，从而成为讼师（律师），或者工商企业的司法代表。
过去，封建时代的朝廷官员，总是以“少讼、无讼”为荣，认为一个地方的老百姓喜欢打官司，是道德败坏的体现。
比如江西人喜欢打官司，就被官场中儒家士大夫们认为是“奸民”。
但事实上，将分歧付诸司法，敢于，善于用法律武器界定经济社会生活，才是近代化的标志。实际上，越“好讼”的地方，商业经济也往往越发达。
朱由榔的振奋之处，也就来源于此
过去，他在南京，在江浙，虽然奋发改革，但总是能感觉到那几千年积弊所带来的的历史必然性，宛若铜墙铁壁般矗立在那里，让人望而生畏。
而现在，他却在广州感觉到了另一种“历史必然性”。
人民并不愚昧，也许在某个历史的岔路口，他们需要少数人为他们撬动轨道，但当选择摆在面前时，他们知道哪个是好，哪个是坏。
不只是他朱由榔唤醒了他们，他们也在选择自己。
那些被波及的既得利益者固然不会善罢甘休，可这些已经追上浩浩历史洪流的人们，难道就会束手就擒吗？
不会的，他会思考，他们会探索，人民的未来由他们自己决定。自己也需是第一个打开门的人，但绝对不是最后一个跨过门槛的人！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栏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