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德田的这番讲话非常激动人心，非常具有煽动性，效果十分好。
他的讲话头头是道，没人敢出面反驳，从而，在会上，董英斌、何柱国和应德田讲完话后，再也没有其它人发表新的看法。
何柱国在东北军中，本来就无什么威望，会场上各带兵的军官们，都被应德田争取张副司令回来的话所慑服，无人敢明确表示赞成何柱国的意见。
不过，这会议还只是进行了一半，接下来，还有一项会议的核心流程。
这个流程，就是苗剑秋已经成功地试用过多次的例行程序。
那就是先哭，煽情地嚎淘大哭，在哭声中请各位军官们依次签字划押。
接下来，苗剑秋果然登上了讲台。
不过，苗剑秋没有像以往那样长篇大论，而只是站在主席台上，流着泪哽咽着说：“少帅派人给我们带来口讯，让我们坚持下去，要我们团结，只要我们做到了，他就有希望回来。少帅为了我们做了这么大的牺牲，而我们连这一点都不能坚持吗？”
说罢，苗剑秋放声大哭，台下一些军官们，受到感染也流了泪，另一些军官更是高喊起来，誓死营救少帅的口号，于是全场激动情绪达到高潮。
会场气氛马上活跃起来，大家议论纷纷。
前次已经在苗剑秋联名书上签过字的绝大部分军官们，当场同意了应德田的主张：“坚决不服从蒋介石的撤兵命令，如果中央军再次进军，就立即开战！”
此时，有人趁机拿出应德田事先写好的请战书，当场宣读，读完之后，要求参会人员鼓掌通过，作为这次渭南会议的决议。
这事完全超出了会议的宗旨之外，会议主持人董英斌一时十分为难，但又不便给少壮派们的这种热情泼冷水。
另外还因为，东北、西北两军，布兵打仗的事需要王以哲具体去安排和指挥，而此时王以哲偏偏又不在场。
为了慎重起见，董英斌认为，这个决议案需要赞成的人全部签字为好，表明此乃是绝大多数人意见，自己才好拿回西安交给王以哲军长，让他知道军心民意，在战与和的问题上能好自为之。
董英斌刚一提议，抗日同志会的全体成员，纷纷带头签字起来，他们大多数是营级军官，个个争先恐后登台，隆重地签上自己的大名。
营长签完字，就轮到团长一级，大部分团级军官也在请战书上签名画押了。
于是，一些军长、师长、旅长虽然内心并不同意，但碍于部下的面子，不能不重新考虑自己的举动。
拒绝签字，怕被部下们笑话是胆小鬼，于是也都上台签上了名字，结果与会的军官有40多人都签了名字表示同意。
这份签满军官姓名的主战书，被三剑客宣布为《渭南会议决议》。
《渭南会议决议》看似民主，其实是不合程序的，但也没人过问。
渭南会议后，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少壮派，则坚决主张维护渭南会议决议，并要求贯彻执行。
三剑客的目的就是，直接回答对面的中央军，我们不撤军了！
但由于这是关系到东北、西北和红军三位一体命运的重大事件，不能没有于学忠或王以哲的同意和签名。
所以，这次会议规模再大，其重要性就因少了这二人而大大地打了折扣。
事情马上就因此而演化到它的反面。
因为一部分前线的中、高级将领，即使参加了渭南会议，也签了名，但他们认为自己当时是处于一种被会议气氛绑架的状态，完全是一种不能正确表达意愿的走形式过程。
散会后就有很多军官后悔了，觉得不符合口味。
真的要付诸实行，这些军官们就满心不情愿，就有点抵触情绪了。
既然王以哲没有参加渭南会议，这些将领就认为，可以让王以哲军长出面，否决渭南会议的这个决议。
这批东北军军官就纷纷要王以哲出面作和平表态，替自己讲话。
这样一来，在要不要执行《渭南会议决议》的问题上，东北军内部又出现了相持不下的局面，前线部队的官兵拒不执行《渭南会议决议》。
但王以哲同样不想以个人名义出面表态，他同样不想因自己主和而被误认为是不愿意救张少帅的孬种，但不表态又不行。
思来想去，王以哲想起张学良临走时留下的字条：诸兄听从虎城、孝候指挥。
于是王以哲提出，请于学忠来西安为东北军做主。
于学忠是张学良送蒋介石离西安机场时，留下手谕指定的东北军负责人，应德田等人经过一番考虑，同意了请于学忠作主的决定。
情况因此发生了变化，既然主和派、主战派都同意了由于学忠来西安做主的主张，那于学忠怎么主张，东北军就怎么办，就是最后命令，有争议的《渭南会议决议》就完全被于学忠的主张取代了。
除非于学忠正好主张《渭南会议决议》，否则主战派就不能再拿《渭南会议决议》说事了，况且，军事行动的事也不能只由东北军说了算。
即使少壮派和元老派的意见统一了，还得看西北军和红军两方面的意见，也就是说，要由三位一体来作最后决定。
应德田他们当然知道这么回事，但他同意了。
三剑客他们同意于学忠作主是基于这样考虑的，于学忠忠厚，容易对付，只要于学忠来到西安，马上让他当面表示接受《渭南会议决议》就行，到那时，自然就可以让王以哲等人哑口无言。
应德田预先约定好，于学忠一到西安，就由何柱国的副官长何镜华出面，把于学忠接过来，以先入为主的手段，给他洗脑，讲清必须首先把释放张学良当作第一件事来处理，最好是让于学忠签字就范，先签署《渭南会议决议》，如果这样，便万事大吉。
1月31日黄昏时分，于学忠准时到达西安。
不过，他坚持要去探望有病在家的王以哲，并让何镜华在第一时间陪送自己径直把车开往粉巷王以哲家。
当天晚上，由杨虎城出面召集人，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联席会议在王以哲的卧室里举行。
出席会议的除杨虎城、周副主席、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外还有董英斌。
在卧室外旁听的人员是应德田、何镜华、张政枋、刘启文等人，旁听席上缺少了孙铭九和苗剑秋两人。
决定东北军和西北军命运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大家却推托着谁都不肯率先说话，因为，东北军到会的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三个军长全是主和的，他们知道，这“和”字一出口，马上就会被扣上一顶卖主求荣的帽子。
杨虎城看着冷场的局面，看了看众人，提高了声音说：“张先生临走时，下手谕由孝侯兄负责东北军，请孝侯兄代表东北军先发表意见，不要再推辞了。”
于学忠推卸不了，只有开口，委婉地阐述了自己主和的主张。
“我刚从兰州来，不了解整个局势的情况，到西安后，才知道在营救张副司令一事上，东北军内部存在着两种对立的主张。
主战的人说张将军不回来，所以要打仗，我看打仗不但不能把张将军打回来，恐怕还会害了张将军，因此仗是不应该打的，从形势上看也不能打。
我们只顾东面，可是西边的胡宗南部已经过了宝鸡，正向凤翔进军；，我们内部的沈克、檀自新两师又不稳定，我们现在已处于内外交迫两面受夹击之势，仗是不能打的。
我觉得事情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不撤兵恐怕会引起战争，战争一起，对张副司令，对东北军，对三位一体都不利，我认为应该按照以哲和柱国的意思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