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睿将小白从衣服里掏出，用手抱在怀里，和刘健二人坐在桌前，开始聊了起来。
“秦公子手段非凡，老朽叹为观止啊！”刘健眯着双眸，笑着说道，听这称呼对秦睿的态度也提升许多。
“无本求利，雕虫末技，只是囊中羞涩，不得已而为之之事，教刘公见笑了。”秦睿面有得色，假装谦虚而已。“不过，这个胡掌柜，守成有余，开拓不足。本来一门极好的生意，可能会被他敝帚自珍，当成秘技藏而不露啊！”
“哦，秦公子为何这样说？”刘健忍不住好奇问道。
“若我操作，自建一个冰糕厂，然后大批量贩卖。冰糕易存储，常温下也可以保存，可以售给酒楼，也可以沿街售卖。天津卫人口不多，但京城人口近百万，一日即使有十分之一人能吃，一支哪怕赚一文钱，一日也可赚近百两银子。至于冰沙，我是不会卖的，我可以卖冰块，很多高门富户，夏日炎炎，缺乏避暑之物。可以建立一个大规模的冰块制造厂，用硝石虽然效率不高，但也聊胜于无。京城高门富户多如牛毛，消耗这点冰块，不成问题。两样东西一年最好可以做5个月，年入两三万两不成问题。”秦睿叹了口气，接着说道：“可惜啊，胡掌柜只想将这些冰镇吃食用于酒楼，错失发财良机啊。果然思路决定出路，态度决定高度，格局决定结局。”
“秦先生思路清奇，妙人妙语，果非常人能及，老朽眼界大开。”刘健静静地听着秦睿的话，时而皱眉，时而低头思索，“只是商贾之道，整日只知盘剥生民，自古商贾重利而轻义，于国无益。”
“刘公说法有点偏激啊，先秦名家管仲在《管子小匡》有云：‘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他明确的提出了‘士农工商’四个阶级是一个国家的柱石，是国家组成的核心力量。”听了刘健这个封建社会顽固派代表的言论，秦睿决定给他上一堂经济课：“自古以来士有治国理民之功，农有农耕养桑织帛之利，工有建筑造器之利，商有百物交易之途，四民并举，组成国家。刘公以为然否？”
刘健点了点头，对于士农工商四民的观点，没有否认。
“士人协助天子治理万民，协调阴阳；农民辛苦劳作，耕种养蚕以供养天下免收饥饿之苦，免收苦寒之艰；匠工制造万物来保证士兵有甲胄枪械、士子有笔墨纸砚；商贾负责将天下万物流通。天下四民原本就是各有其职，缺一不可。自秦汉始皆以重农抑商为国策，原因为何？刘公可知。”
刘健两眼瞪着秦睿，没有说话。
“自始皇帝始，以自耕农经济为主，在封闭的环境中，小农容易满足现状，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自己当地主，对于统治阶层来讲相对好控制；匠工都被世家大族、豪门和官方所控制，没有人身自由；士人本身就是统治阶层，受到政策红利，有仕途的升迁可能，有官方政策优待，没有造反可能；而商人精于计算，善于钻营，走南闯北见过世面，掌握巨资，可谓有钱又有粮。一旦商人欲壑难填，想要在政治上有所企图，就有可能顺时而动挑动天下人造反，一旦成功就是公侯万代。因此历来开创大业者，都对有钱有粮的人抱有十分戒心，所以都会默认重农抑商的政策。”秦睿抚摸着小白柔软光滑的皮毛侃侃而谈，一席话令刘健陷入沉思，“刘公可否记得太祖与沈万三之事？”
刘健微微颔首，若有所悟地样子。
“其实，从为政者的角度上看，保护农业生产和小农经济，以确保服役征派和地租征收，巩固皇权的统治，抑制商人并无多大过错。只是这种想法从将本求末，从根子上就错了。”秦睿慨然道，“诚然，抑制商人能将一些造反的可能给消灭，但历朝历代改朝换代都是农民因为天灾、因为徭役，活不下去了才干的，商人投资其中，只不过效仿吕不‘奇货可居’而已。为政者如果让百姓食裹腹，居有屋，行有道，衣增色，试问谁会起来造反。”
“食裹腹，居有屋，行有道，衣增色，此大治之世才能有的现象，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千难万难。”刘健无奈的摇摇头，苦笑道。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秦睿最讨厌这种遇到事情上来只谈困难，不谈方法的做事风格。“家师曾与我讲过一则故事，今与刘公分享：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贫，其一富。贫者语于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何如？’富者曰：‘子何恃而往？’曰：‘吾一瓶一钵足矣。’富者曰：‘吾数年来欲买舟而下，犹未能也。子何恃而往！’越明年，贫者自南海还，以告富者，富者有惭色。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几千里也，僧富者不能至而贫者至焉。刘公可知为何？”
刘健听了秦睿盗版的《为学》节选，心有所悟，低头细思起来。
“我观刘公气宇非凡，想来也是出将入相之人，不知先生对王荆公的‘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如看待？”秦睿目光闪闪，一脸坏笑，准备向刘健发难。
“呵呵，让秦公子见笑了，老夫非是故意隐匿身份，只是我等君子之交，没有必要纠结于身份，所以并未告知。”刘健一双英目透射着闪闪精光，正色道：“王荆公明不加赋而国用饶的初衷，是期望以理财方式来开辟国家财政税收来源实现富民强军，解决当时三冗问题。只是手段过于激烈，造成新旧两党党争，导致功败垂成，间接导致了大宋衰落。”
“呵呵，也算是中肯。”秦睿用手摸了摸小白的头，淡淡地说道：“作为改革派的王荆公不同于守旧派司马君实的节流开支的观点，期望通过把理财和农业发展联系起来进行开源，再不加收农民赋税的基础上增加政府税收。但王荆公错就错在没有进行真正的理财。以熙宁变法中的青苗法为例，在灾年或者青黄不接时，由官府出面向百姓进行借贷，保护和赈济民户不受民间高利贷之苦，将官府变成了一个准高利贷机构，期望通过赚取利息来增加国库收入，解决大宋冗官、冗费、冗兵的三冗问题。但问题是，这个财是敛，而非理；是将民众口袋中的钱收到了官府手中，从左口袋挪到了右口袋而已。再加上各级官府官吏上下其手，强行摊派，看似爱民之举实则是害民之实。在社会财富没有增加的情况下，所谓理财，无非是抢夺一部分人钱财给另外一部分，也就是说，王荆公为了一部分人得罪了另外一部分人，所以王荆公变法必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