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逐利，无不存奸，不事生产却安居乐业，反之百姓日夜操劳，却只能粗茶淡饭，诏命各地另设税务司，朝廷重新议定商税，对商贾收以重税。
另外须商议各行务工时常条律，反有若敢奴役我民，务工四个时辰者，处以重罚，各地官员严防死守，但有商贾害民者，以及严惩不贷。”
既然没有办法找到钱，那么朱厚熜便不介意在商贾头上动刀，这些人中百分之九十九的，全是以各种手段得来的不义之财。
而且只要是商人，基本上都不会有什么道德观念，因为资本不允许他们有这种没用的东西，他们所要做的就是，被资本驱使者，前去将利益最大化。
如果他不这么做，那么资本就会选择别人，让他成为将别人利益最大化的垫脚石。
对于商人，朱厚熜实在没有什么太大感觉，而朱元璋却对商人太宽容了，在元至正二十三年，四月己酉规定：「凡商税三十税一，过取者以违令论」，如此薄税，不但没有让这些人感恩戴德，反而凭借着投机倒把，凭借着压榨劳动力，然后富甲一方，锦衣玉食。
虽然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有所略增，但毕竟体系在那摆着，想要有什么发展，也并不大可能。
当然，朱厚熜肯定不会脑子一热，拍屁股就上马加收商税，他需要的是一个合理的安排。
比如收了商税之后，商人为求利益扩大化，必然会把矛盾转嫁到百姓身上。
这朱厚熜是绝对不允许。
所以朱厚熜会有规定，让百官商议百姓工时，以及其他细节问题，不然这种政令下达下去，固然朝廷当场吃的满脑肥肠，但是民变也会自然而然出现。
五一劳动节怎来的，朱厚熜可算是太清楚了。
当然仅凭这些还是不够的，还需要将政策贯彻落实，更需要注意，在朝廷插手的市场之下，需要避免的诸多问题。
譬如官员会不会为了政绩，然后压榨商人，导致市场崩溃，会不会有商人贿赂官员，达到偷税、漏税、拖税等目的。
朱厚熜从来不以善意来揣测被资本驱使的商人，但是他也不允许，有人砸了他的饭碗，将市场经济搞的一团乱麻。
商人要打击、要限制，但不能将他毁灭，不但一个诺达的国家，靠谁南送北运？
作为皇帝，他不能凭借着喜好来处理问题，他需要从大局面着手。
朱厚熜想法是好的，但不代表问题没有，于是户部尚书咳嗽一声：“圣明无过于陛下，只是这样，恐怕……商人并不会甘愿！”
户部尚书说的哪里是商人，无非还是指地主大户、各地卫所、藩王、勋戚这些。自古以来，做大做强商人能有几个是真泥腿子？
不是高门子弟，便是大户白手套，正儿八经平民，在还没起来，就被人按倒了，或者被入股了。
就如同漕运，吃大头的无疑是南京勋戚、沿路卫所、镇守中贵、漕运总督这些人，小头才能轮得到漕帮。
而朝廷要收商税，那就与开边一般无二，是在这些人身上割肉，这也是为何明末之时，户部尚书提议复榷税，而崔呈秀等人反对的原因之一，无外乎别的，只因为和他们有所利益挂钩。
然而此次朱厚熜态度极为坚决：“大户是否甘愿，只要你每百官议定好政令，但有不愿者，阳奉阴违者处以重罚。
敢蛊惑百姓滋事者，官府一律擒拿，仔细盘问，若是唆使百姓者，将唆使者抄家、发配。”
封建皇帝从来不不会和下面人讲理，朱厚熜做了这么久，自然也知道，此事根本不能以常理度之，不然根本不用谈什么新政。
“这……”
“没什么这、那……凡有犯禁者，无论何人一律等同，但避免官吏联合大户欺压良善，都察院须严防死守，但有残害我人民者，一律报上严惩。”
由于朱厚熜现在皇权集中化，而且一些老资历官员，也被他逐渐排除，因此他不不需要给任何人面子。
群臣嘿然，同时也是无可奈何，谁让皇权势大呢？
明朝自开国以降，虽然常常有人提及祖宗成法，可谁又把祖宗成法当回事？
就拿《皇明祖训》来说，朱元璋自己钦定规矩，然而首先违反的便是他，说到的不纳大臣投献，可是他的儿子、孙基本上都是大臣、勋贵子女。
甚至于严格来说《皇明祖训》，在明朝就发挥过一次作用，那就是杨廷和尊《皇明祖训》“兄终弟及”一文，迎奉朱厚熜，其余的基本上再也没有用过。
至于《大诰》，从开国的户户一本，变成了现在，垫桌子脚都嫌破的东西更不用说了。
连皇帝都不遵守，又何谈其他人遵守？
“臣等领命！”群臣无可奈何，只得摇摇头承下这个政令，然后国事台进行切商讨论，给一个可行的方案，递给朱厚熜御览裁决。
“如此甚好！”见到众人不再多话，朱厚熜心情好了不少，然后又道：“《大明律》乃高皇帝开国之时所修，为了是天下百姓，知法尊纪，为的是有司有例可依。
然而时代更易，未免有些不足，即刻诏命天下擅长刑罚、例律能吏，入京佐住内阁大学士，重修《大明律》。”
《大明律》如今过去上百年，早就跟不上时代，而且朱元璋类似于理想主义者，条条框框虽然设置的一应俱全。
但终归还是需要受到时代的限制，更受制于明初官员，有识之士稀缺的弊端，导致无数人可以钻法律漏洞。
这对于朱厚熜而言，是绝对不可原谅。
法律是什么？
法律就是最后一条红线，如果法律可钻空子，那天下还能办什么事？
然而群臣不敢苟同，天下之事莫不是徐徐图之，皇帝雄心壮志的确好事，但什么事都想做，显然不符合时代进步。
而且大家用了百年的《大明律》，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此时贸然更改律法，显然多有不妥，于是出言道：“臣等以为，修法不难守法难，创业不难守业难，陛下圣心烛照，意欲革新变旧，臣等不敢掣肘，可是太祖所定《大明律》并无不可，如何此时贸然修法？天下又该何从？”
“有何不从之处？唐朝开国从武德七年修《武德律》，到永徽二年修《永徽律》不过几十年，便修三次，我朝虽一直沿用《大明律》，但弘治十二年曾修订加《问刑条律》，如何谓之不得更改？”
朱厚熜就奇了个怪，修个法律都这么难？唐朝不过几十年，就有《武德律》、《贞观律》、《永徽律》，不正是代表律法需要随时更新换代？世上哪有什么不易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