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兄，你可知道，当建奴攻打广宁时，朝堂上正在争论是撤了辽东经略还是撤了辽东巡抚。”
把熊廷弼和王化贞之间的恩怨纠葛将给李宏宇后，袁崇焕叹了一口气说道，“督抚如此不合，这辽西的战局能好得了？”
“商议的结果是撤了谁？”李宏宇闻言不由得无奈地摇了摇头，想知道是不是熊廷弼要倒霉，毕竟王化贞的身后立着东林党。
“两人平分秋色，后来就传来了广宁失守的消息。”袁崇焕摇了摇头，虽然王化贞有东林党相助，可东林党也意识到王化贞难以掌控辽西局势，故而需要熊廷弼坐镇。
朝廷之所以会讨论撤换熊廷弼和王化贞当中的一个，与王化贞和熊廷弼上的奏章有关。
王化贞先前说给他六万兵力就足以平定后金，熊廷弼跟着赌气上书，说按王化贞所言行事，及早罢掉他的官以便王化贞灭掉后金。
这样一来，王化贞和熊廷弼的不合就公开了，谁都知道经略与巡抚不和的话一定会坏了辽西的大事，故而大臣们的奏章天天讨论此事。
等天启四年的春节刚过，兵部员外郎徐大化顺承尚书张鹤鸣的意思率先向熊廷弼开炮，弹劾熊廷弼大言欺世，嫉能妒功，不罢免他必将有害于辽地战事。
天启帝于是让内阁辅叶向高主持廷议，商议此事。
按理说王化贞在廷议中占据了优势，不过廷议时除了少数人表示要撤熊廷弼外，其余人多主张让二人各尽其职，共谋成功，毕竟大部分人并不看好王化贞能守住辽西。
就在支持王化贞的大臣在哪里争吵着要撤换熊廷弼的时候，明廷接到了后金军逼近西平的战报，于是众臣停止了廷议，决定仍然兼用熊廷弼和王化贞，责令两人共同努力，功罪一体。
“这倒是个好法子，让他们俩谁也占不到便宜，谁也不会吃亏。”当听到“功罪一体”四字时，李宏宇不由得无奈地笑了笑，看来朝廷是迫于无奈才这样做出的决定。
“其实，熊大人的‘三方布置’确实为治敌良策，可惜王大人太过轻敌，否则辽西的局势何至于此。”
袁崇焕闻言迟疑了一下后不无遗憾地说道，言语中对熊廷弼充满了同情，如果按照熊廷弼的法子治理的话那么何至于顷刻间就丢了辽西。
李宏宇甚为赞同地点了点头，后金现在也面临诸多问题，攻占了辽阳和沈阳后使得当地大批来不及逃走的汉人成为后金的臣民，而后金从未有过治理政务的经验唯有采用了高压政策。
这使得当地各族与女真人之间的矛盾加剧，一些汉民结寨自固抗击后金，令后金辖地不稳。
而且，由于连年的征战后也使得后金疲惫不堪，急需休整安顿，再加上领土急剧扩大须进一步征集兵源，操练军马，这就形成了军事上的真空期。
熊廷弼抓住这个时机积极备战，经过周密考虑又吸取历次失败的教训后他提出了“三方布置”的策略。
所谓的“三方布置”，其核心是必须稳固广宁的防守，如果广宁抗御住了后金的进攻坚守阵地不丢，则便可调遣天津、登莱的舟师，从后金后方登6或断其粮道，或攻其后翼，或与朝鲜兵东山矿徒等配合，直捣后金老巢。
实施这一策略的基本要求是各方积极准备，必使兵马、甲仗、炮车、刍糗等项一一齐备，正对者成一正对，策应者成一策应，然后约期并举，进足以战，退亦足以守。
熊廷弼认为这一方略得以最终贯彻执行的话即使不能规复辽东，也足可控遏后金，使其不敢轻举妄动，再待其变相机进取。
不过，非常可惜的是，熊廷弼与王化贞之间不睦，又受到张鹤鸣的打压，使得他的这个计划成为了一个空想。
实际上，对于熊廷弼的这个“三方布置”李宏宇并不赞同，虽然此方案一旦实行的话将把后金困住，但那样需要耗费巨大的财力、人力和物力，代价实在是太大，对大明是一种沉重的负担。
说句不好听，如果大明有能力进行“三方布置”的话那么早就把后金给灭了，哪里用的着如此麻烦。
所以，在李宏宇看来熊廷弼的这个规划其实是画饼充饥，根本就不切实际，没有顾虑到大明现在的实际情况，属于纸上谈兵，以大明现在的财力根本就没有办法实施。
“李兄，我问了广宁城逃出来的将士，广宁城里的情形不像王大人描述的那般好。”
虽然王化贞有千般的不是但他毕竟是东林党，故而袁崇焕肯定也要予以维护，随后沉吟了一下，苦笑着向李宏宇说道。
其实，由于王化贞不通军务又无人敢对他进言，这使得广宁城的防务可谓是一团糟：兵不知将；马不足三万，缺料倒毙者无数；严寒下士兵穿着单布衣，手里拄着无头的枪棍；无防御设备，无扎营立脚的木石。
河东百姓望救心切，河西百姓则人心惶惶；残兵士气低落，援兵也无斗志；诸将天天议论的是加官进爵，叫嚷的是身体有病要求退役；提督、镇台、道台个个攒眉蹙额，胸无主见。
面对这样的局面，王化贞也唯有将希望寄托在蒙古人和叛将李永芳身上，希望能借助他们的力量打败后金。
李宏宇闻言后眉头微微皱了皱，他知道袁崇焕这是在为王化贞开脱，但事已至此已经无可奈何，开脱也就开脱吧。
在他看来王化贞不仅不通军事，而且在谋略和见识上显得颇为天真，认为只要明军一渡辽河，河东人便应者云集，且向朝廷上书夸下海口说，说什么仲秋之月结束战事，让朝廷的官员们高枕床头，静候佳音。
其实，在李宏宇看来，辽西之所以战败与东林党的干预有着直接的关联。
作为广宁巡抚王化贞本应受经略节制，可惜朝堂上掌权的东林党都支持王化贞，再加上兵部尚书张鹤鸣又与熊廷弼语多不合，关系非常紧张。
这使得张鹤鸣暗嘱王化贞不要受熊廷弼节制，有事直接上奏朝廷，进而架空了熊廷弼。
这就使得王化贞在广宁手握重兵，拥兵十四万，而熊廷弼手上却无一兵一卒可以调遣。
因为有东林党撑腰，王化贞行兵布阵时一意孤行，任意调遣军队，任意采取军事行动，根本不与熊廷弼商议，使得熊廷弼无所事事。
当然了，在李宏宇看来熊廷弼也有过错，最为人所诟病的便是在王化贞逃出广宁时他没有听从参议邢慎言急救广宁的建议，而后又没听从王化贞退守宁远前屯的建议，而是放弃辽西大片土地，沿途焚毁村寨，尽迁辽西难民入关。
不得不说，熊廷弼当时面临四种选择：
一、冒险急驰广宁，趁后金犹豫不前不敢进城的时机利用自己的声望重新招集队伍，斩杀降将，组织军民闭城固守。
二、在右屯就地驻守，招集散亡，组织力量，构筑工事，在右屯与后金对决。
三、退守宁远前屯，经营守备，抵御后金对整个辽西地区的占领。
四、放弃辽西大片土地，毁坏城堡，烧毁粮刍，护送民众退入关内。
非常可惜的是，熊廷弼选择了最后一种方案，并没有尝试守住辽西。
或许，这可能是他先前受到排挤而心灰意冷有关，故而采取了消极应对的办法。
不过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熊廷弼一贯用兵谨慎，如果采取前面三种方案的任何一种，虽可冒死与后金一战给予敌以一定的打击，但要想取胜，阻滞后金的进攻实在是不太可能。
此时的明军兵败如山倒，将领逃命，士卒溃散，无一人有心恋战。
再加上广宁城内情况异常复杂，许多将领不愿再战，都在作投降后金的准备，这使得孙得功成功控制了城中大部军队，民众也为保性命逃走的逃走，没走的也准备投降。
而后金为胜利之师，军威大振，士气高昂，兵锋锐不可当。
如果拚死一战，兵败身死并不足惜，还可赢得个英雄烈士的美名，然而辽东明军将损失殆尽，百姓将惨遭屠戮，军械物质将尽落敌手。
显而易见，后金不缺土地，缺的是人口与物质，所以在那样一种情况下，当务之急是尽快转移百姓与物质，毁掉城堡，保存军队，什么都不留给敌方。
后来也确如熊廷弼所料，敌因占领辽西后战线过长，无人可守，无粮可资，不得不弃之而去，引军退回大凌河以东。
这才使得袁崇焕得以在宁远锦州建立坚固的防务。
所以，李宏宇心中也认可熊廷弼当时的决断，虽是一场大败退，但其意义却不在意于一城一池的争夺，而是以保存自己，不给敌人将劣势化作优势的机会为目的，实在是明智的决断。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保存下来的军队后来也成为袁崇焕抗击后金的中坚力量。
而且，在后金大兵压境的严峻形势下，熊廷弼能从容不迫将残军和百万民众顺利转移，未给敌人留下一粒粮食一件武器，从中可见他杰出的组织才能和高的指挥艺术。
当然了，当大明当时的那种社会环境中，熊廷弼此举绝对是贪生怕死之举，在历史上也成为了他被砍头传递九边示众的主要原因。
确实，熊廷弼有性格上的缺陷，性情刚愎，气量狭小，好骂人，睚眦必争，与朝中许多大臣不合，导致经常受到攻击，事事都被掣肘，性格的缺陷是酿成他悲剧命运的一个原因。
然而，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明朝的体制与制度，其言官议政体系成为了党同伐异的工具，各派系利用言官彼此攻讦，相互揭，从而达到控制官员的目的，故而明代党争最激烈。
熊廷弼前两次经辽，皆因为言官挟私报复，妄加弹劾，致使他被罢黜，使本以恢复的辽东形势遭受重挫。
最后一次，广宁溃陷则同样跟朝廷过多干预前线军事有关。
其实，战场上的形势，转瞬即变，朝廷应给予前线指挥官充分的权力。
而且，朝廷却处处掣肘，致令经抚失和，好的战略战术得不到贯彻执行，岂有不败之理？
据李宏宇所知，由满清修编的《明史》称熊廷弼有盖世之才，他虽未死于战场成为千古追悼的英雄，但死于屑小之手反倒更衬出其死得冤屈，也更增添了他英雄之气。
李宏宇与袁崇焕越聊两人的心情越失落，辽东局势在短短三年间就逆转了形势，由大明的领地落进了后金之手，实在是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