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三十一章解释
两人聊了一阵诗词，一阵佛法，终于还是聊到了时政。
道隆大和尚宣了一声佛号，对文彦博说道：“相公，有件事情，不知道该不该求请。”
文彦博笑了：“和尚过于热心，怕是成不得佛子。”
道隆脸一红：“相公说笑了，说起来，这事情也是功德。”
文彦博点头：“什么事？”
道隆说道：“是这样，天师府，大相国寺，御药局，太医院，联手推出了不少新制成药，相公想必知晓吧？”
文彦博点头：“是，家中也常备着消热散，风油精，怎么了？”
道隆说道：“这些东西，如今也尽入市易司，我们几家，本就无需向市易司赊贷，无需向市易司购置药材，又是在京中本地生产，不属于外来货物。所以不管从哪一条上说，都没有纳入市易司管理的理由吧？”
文彦博问道：“这些成药，也归市易司了？”
道隆点头：“是，而且市易司将药收去后，价格立刻抬高了两成。”
文彦博站起身来，怒道：“岂有此理！”
道隆之所以要告状，是因为有更深沉的原因。
苏油和道隆是忘年交，当年苏油还是个刚进汴京的顽皮孩子时，两人就有了交情。
京东路开始丈量方田，大相国寺的寄田那叫一个多。
于是道隆向苏油问计。
苏油早就跟道隆说过，天下田亩均需纳税，这才是正理。没道理和尚和天家一个待遇。
大宋皇室很多人信佛，民间也多有捐田捐土的，有识之士莫不侧目。
因此苏油给道隆和尚划出一条路，大相国寺今后不从寄田取食，一样缴纳赋税，真正的收入其实可以来自其它地方。
酱菜园子，成药，文殊坊糕点。
这三样都和汴京市民生活息息相关，要做的好了，收益远不下那千顷不纳赋税总被朝廷正义人士惦记的寄田。
苏探花给成药定下的价格都是很有讲究的，比如头痛散一包十八文，金灵丹一瓶三十八文，风油精一瓶六十八文。
价格一抬，貌似生产者没有吃亏，但是等到销量一下来，那损失就大了。
文彦博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四通商号呢？他们是如何做的？”
道隆说道：“这个大和尚就不太清楚了。想必受损不小吧。”
当然受损不小，不过四通商号的产业众多，鸡蛋早就没有放在一个篮子里了。
首先奢侈品销售并不受什么影响，买得起那些高级货色的玩家，就不在乎多两成的价钱。
苏油指示四通商号，正好了，打着让利的旗号，给奢侈品们再定个档。
就像后世一些奢侈品，一样有让工薪阶层咬咬牙也能买得起的系列一样。
其次四通商号如今在荆湖，苏北疯狂投资基建，田土，港口码头，这些才是大宗。
还有就是军品，这个直接和枢密院进行拨款结算，压根就不经过市场。
还有装修行业和旧房改造，市易司也干涉不了。
市易司能够干预的，还是四通的一些低端低价值产业。
不过对酒类行业的打击，那是相当大。
四通商号的利润其实不在酒，而在酒曲。
酒类行业遭受打击，酒曲自然也就跟着倒霉。
不过苏油指示了程文应和史洞修，我们不在这上面争。不管利弊吧，新法首先是国计，不是你们商贾可以干预的。
所以只能由大佬们去闹，但是不能由你们去出头挨打。
史洞修还颇为心痛，程文应看了第一期损失报告之后，嘴巴一撇，又在几个州府开立了新旧钞兑换柜台。
说起来这点损失，还不就是钱庄几个兑换柜台的事儿！
但是物价的无情上涨，影响到的是货币投放量，四通商号统计司正在和皇宋银行一起进行繁复的统计计算，到底今年京中的流通货币该是多少，才能不造成银行重大损失。
文彦博当然不懂这些，他只能看到市场上表现出来的现象，回到家中，写了一封奏章。
“臣近因赴相国寺行香，见市易务于御街东廊置叉子数十间，前后积累果实，逐日差官就彼监卖，分取牙利。且瓜果之微，锥刀是竞，竭泽专利，徒损大国之体，只敛小民之怨。遗秉滞穗，寡妇何资？”
赵顼将王安石招来：“市易卖果实，审有之，即太繁细，令罢之如何？”
安石回答道：“市易司因为小老百姓上为官司科买所困，下为兼并取息所苦，投状到官府，乞求借官钱出息，行仓法，销售果子，同时承担纳官果实。”
“自立法已来，卖果子的小贩们收入都比以前增加了，支付给监督的行人俸禄，比以前支应官府所需和兼并者的盘剥，所费减少了十之八九，同时官中又得好果实供应。”
“这些都是逐一找人提供供状，案验事实得到的结论……因为他们都是贫民，没有抵当，所以派遣本务差人，逐日收受合纳官钱，市易司并没有参与到卖果实的生意当中。”
然而右司谏王觌上言：“市易之患，被于天下，破民之产，而利皆归于牙侩胥徒。”
牙利，就是牙行的交易中介费，一般为交易额的百分之五。
但是王安石或者是没搞清楚这里的区别，也可能是故意混淆事实，将之归于“合纳官钱”。
市易务牙人是官牙，牙利同市例钱一样，作为市易务胥吏的俸禄支出。
牙钱并未计入政府的财政收入，而由市易务支配，落入官员胥吏的腰包。
然而事实上，汴京以前的牙行，牙钱只是针对有求购或者求售的商贾，算作提供信息，牵线搭桥的手续费介绍费，而不是升斗小民卖个水果都要缴纳的市场准入费！
所以文彦博的奏章里还说：“遣吏坐列贩卖，与细民争利，下至菜果油面，驵侩所得，皆榷而夺之，使道路怨嗟，逮近羞笑，商旅不行，酒税亏损。夺彼与此，得少失多。”
这是说市易法改变了传统的大商批发、小商零售的市场结构，于扰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必然产生强迫客商、抑勒配卖等弊端。
这个现象，在汴京酿酒业上，已经体现出来了。
赵顼也认为市易务应该主抓批发，零售太细碎，有伤国体。
王安石耐心解释道：“今设官监酒，卖一升也是卖；设官监商税，收一钱也是收，难道就不细碎？但是大家为什么不以为非呢？因为他们习惯了。所以只要习惯了，就好了……”
“为政，应当只论所立之法，于百姓，于大宋，是有利还是有害，而不应当以其琐碎就废除。”
对于赵顼“与民争利”的顾虑，王安石也有解释：“至于为国之体，摧兼并，收其赢余，以兴功利，以救艰厄，乃先王政事，不名为好利也。”
最后王安石反过来批评赵顼：“市易务如果子行人事，才立得七个片区，这样的小法令太多太多，陛下要是在这些小事情上检察太苛，会让臣子产生畏缩情绪，不敢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