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被暴毙”李不同，由于蛮夷们在他的身上，托于什么极大的期望，所以，他在盛京所遭受到的，不是与他的凤林大君身份“不对称”的折磨，就是败降弱国之“劣等子民”的羞辱，所以，李对蛮夷们有着不共戴天的刻骨仇恨。
大明虽亡，在朝鲜看来，大明所曾拥有的那种高度发达的儒家文明，只有在他们这里，还在被不折不扣地继续传承着，因此，朝鲜堪称是一个真正的“小中华”。而如今，“小中华”却要永远地沦落为一个落后的、由山林狩猎蛮民所建立起来的所谓“大清朝”的藩属国，无论是朝鲜的君臣，还是黎民百姓，都感到痛心疾首，都不能接受。
尤其是接连几次的胡乱，无论对朝鲜的社会、还是朝鲜的文化，都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再加上此后满夷无休止的征索，不仅使得李朝政府的权威一落千丈，也极大地加重了朝鲜的经济负担。
经济的掠夺、政治的欺压、文化的差异，注定终朝鲜之世，思明反清的情绪一直都将成为其社会思潮的主流。
“呜呼。大明之亡，今为二百有余年矣。人之不知有大明、几矣。我东方草木昆虫、亦莫非帝德、而既莫知有大明、则神皇之恩、亦安得知之也。”
—出自《壬丁事略》。
其中，“壬”是指“壬辰倭乱”，“丁”是指“丁卯胡乱”，“我东”即指朝鲜，而“帝德”中的“帝”，以及后面的“神皇”则都是指大明朝的皇帝——明神宗万历。
“……与屈膝而生犬羊，曷若守正而死社稷乎。况父子君臣、背城一战、则岂无万一完城之理也。我国之于中国、非如丽季之于金元。父子之恩、岂可忘乎。君臣之义、岂可背乎。天无二日、而鸣吉欲二其日。民无二主而鸣吉欲二其主。其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出自“丙子虏乱”，朝鲜仁祖李及臣下被满洲人围在南汉山城中，最后不得不缔结城下之盟，向满夷后金称臣时，朝中儒臣、吏判郑蕴地谏止上疏。
上疏中提到的“丽季”，指朝鲜李朝之前的高丽王朝，高丽曾先后臣服于金元，郑蕴在此提到高丽，显然是在劝阻李不要学高丽做出背主的不忠不义的丑恶行为。上疏中所提的“鸣吉”，则指的是那些欲出城主持缔结城下之盟地朝方官员们。
“尊周自尊周也。夷狄自夷狄也。夫周之与夷。必有分焉。则未闻以夷之猾夏。而并与周之旧而攘之也。我国臣事明朝二百余年。及夫辰之乱。社稷播迁。明朝神宗皇帝。动天下之兵。驱倭奴而出之境。东民之一毛一发。罔非再造之恩。……”
—朴齐家著于十八世纪后半期《北学议》外篇。“尊周论”。“周”是指明朝。“东民”则是指朝鲜人。
而即便是多少年后。已经到了近代地朝鲜。朝鲜儒臣崔益铉谈到日韩交涉地问题时。在其《骑驴随笔》照样还留下了这样地议论。“……异日中国。秉春秋纲目之笔者。大书其事曰‘某年某月。洋人入朝鲜。盟于某地云而’。则是箕圣之故疆。大明之东屏。太祖大王以来。用夏变夷。制礼作乐。彝伦之邦域。一朝而没于泰西之腥也。……”
文中地“箕圣”。即箕子。
箕子。中国商朝地政治家。文丁地儿子。帝乙地弟弟。纣王地叔父。官封太师。封于箕（今山西太谷。榆社一带）。名胥余。他曾数度劝谏纣王。但纣王不仅不听。反而把他囚禁。周武王灭商后。命召公释放了箕子。并向其询问治国之道。传说箕子地晚年是在朝鲜度过地。死后被追溢为大圣王。
以上不过是区区几例。但管中窥豹。足显朝鲜李朝对大明天朝地忠心耿耿。其实自明亡之后。朝鲜士人不论在野在朝者。都是把自己当成了“明地遗民”。每当论及亡明。便似有锥心切肤之痛。而对满洲人。则是充满了愤恨。
所以，在满夷的盛京就曾写下了“养成大拙方为智、学到如愚乃为贤”一联以自勉的李自继位伊始，就顺应朝野民意，对朝中那些亲清的官员痛下杀手。他不仅清洗了朝内两班中主降的亲清集团“功西派”，还大批起用了那些对满夷曾经坚决主战、且亲明的清西派官员，使得朝鲜朝野“反清复明”地运动一时达到了最**。
此时，清西派的首领宋时烈，还大胆提出了“北伐论”，呼吁李朝政府厉兵秣马，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协助天朝南方正在与胡虏做着最后抵抗的南明朝廷，光复天朝。
以下是朝鲜史书《~林》所收录的李与宋时烈地一段“帷对说话”：
……上喟然曰：“……彼虏有必亡之势。……虏中事，予料之熟矣。群臣皆欲予勿治兵，而予固不听者，天时人事，不知何日是好机。故欲养精炮十万，爱恤如子，皆为敢死之卒，然后俟其有衅，出其不意，直抵关外，则中原义士豪杰，岂无响应者乎？……”
对曰：“圣意如此，非但我东，实天下万世之幸。……”
这是一六五九年，李与朝臣宋时烈的一次密谈。在这个时候地李，
定决心要养一支精锐、敢死之兵，联合台湾的郑氏、本，等待时机，出兵北伐。
不仅如此，对于在两班大臣中存在着地“万一蹉跎，有覆亡之祸，则奈何”的种种担心，李也毅然决然地予以了回应，“以大志举大事，岂可保其万全也。大义则明，则覆亡何愧，益有光举于天下万世也。”
当然，他也会接着给大家一个宽心丸，“且天意有在，予以为似无覆亡之虞也……”
由于朝鲜君臣上下一致认为，“我朝三百年来，服事大明，其情其义，固不暇言。
而神宗皇帝（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再造之恩，自开辟以来，亦未闻于载籍者。宣祖大王所谓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实是真诚痛切语也”。所以，李地决策深得朝野的广泛支持。
为了实现北伐大计，李首先采取措施，扩军备战。在他和群臣的努力下，驻汉城地都城御营厅军由七千猛增到两万一千人。禁军也由从前的六百名增加到了一千名，并全部都改编为骑兵。与此同时，他还指示御营厅，大量地建设大炮攻坚部队，还计划要将守卫汉城的训练都监军增加一万，御营厅军增加两万。
遗憾的是，李出师未捷身先死，而随着李的逝去，随着台湾沦陷、中国本土的反侵略势力彻底崩溃，再加上亲明的清西派分裂，新地一轮党争开始等等自身的诸多因素，作为实际行动纲领的朝鲜北伐大计最终被束之高阁，成了一场永远地梦。
尽管如此，一七零四年甲申，也就是明朝灭亡的六十周年，李的孙子、肃宗李在太牢大规模祭祀崇祯皇帝。同时，他又命汉城府在其王宫的后苑春塘台设“大报坛”，祭祀神宗皇帝万历。
“大报”出于《礼记》郊特牲，是郊天之义，而兼有报德之意。
一七四九年，英宗李又将明朝太祖、神宗（万历）、毅宗（崇祯）三帝共同供奉于大报坛，并分别于三帝即位、忌辰日，举行隆重的参拜仪式，以表达对天朝出兵援朝的无比感激之情，以及对明朝灭亡的无限伤痛。这种祭祀活动并由此延绵下来，从不间断。
此外，朝鲜还有祭祀诸葛亮、岳飞、文天祥地三忠祠，还有祭祀着天朝出兵援朝的将领—杨镐、李如松等人的宣武祠。
有人说，朝鲜北伐的流产，对朝鲜本身来说应该是个大幸之事，他们的道理是儒臣议论朝政，往往总是容易从道德出发，而不顾自身的实际。说这话的人甚至还在叫嚣，在当时的朝鲜一方，借着明朝灭亡，本来是有了一个调整对满夷地外交政策的大好良机，但是，“反清分子”却利用朝鲜民族对满洲的仇恨心理，推行名分主义的外交，延缓了“两国”关系的改善。闹了半天，在这种地眼里，本是天朝一部分的朝鲜为了光复天朝地北伐大计，却成了为了名分而战的龌龊行为。
对这种妄言，小女子绝对不敢芶同。
难道考虑和尊崇道德不对？强盗们残害了你地父母，毁灭了你的家园，难道就因为强盗们地势大，你就可以丢弃一切道德的约束，可以忘掉一切所谓虚无缥缈的“名分”，而甘愿去与强盗们嬉笑言欢，甚至不惜出卖一切才顺应天理？
女子不谈国家，不谈天下，只谈人。道德毕竟是一个人的底线，那也是作为一个人，绝对不容被突破的底线。
还有人说朝鲜的所谓祭祀把戏，不过都是在玩弄小国与大国之间的外交手段而已，说穿了，还是为了朝鲜自身的利益。
女子又茫然了，难道只有一个连祖宗都可以彻底忘记，天天忙着挖祖坟的人，才算的上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真正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到了这里，还应该捎带上一笔的是，就在李念念不忘大明天朝的恩德，秘密而艰难地筹划北伐之际，霸占了天朝大好河山的满夷“大清国”，曾分别于一六五四年和一六五八年，两次要求朝鲜出兵，协助“大清国”在东北作战，扫荡入侵黑龙江流域的沙俄——那又一个对中国馋涎欲滴的侵略者。
为了内心中的天朝领土不遭涂炭，此时的李却完全一改对“大清国”的种种推诿之态，毫无二话地抽调精锐鸟铳手与“大清**”组成联军，共同抵御沙俄的入侵。在两次反击沙俄侵略军的作战中，朝鲜军战功卓著，以牺牲八人，伤二十五人的代价，完成了他们对心底里的那个天朝所应付的责任。
这是一个没有软骨病的李朝朝鲜，这是一个真正懂得什么才是“感恩之心”的李朝朝鲜，尽管他们弱小，尽管他们贫穷，尽管在强大满夷势力的压迫下，也做出过一些伤害了他们的“天朝”的事儿，但他们依旧还是值得后世所赞誉的。
当然，激动的李应在表白了一番朝鲜及自己的忠诚之后，也会忘记提到在那场直接导致了朝鲜彻底地丧失了自我的两次胡乱中，天朝居然自始至终却都是采取了一种令朝鲜痛苦遗憾至今的、难以想象的见死不救的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