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我从济南军区调往昆明军区
1979年，我从济南军区调往昆明军区，本来是想到前线作战的。可怎么也没想到，我最终竟被分到了军区后勤，当了一名“铁路军事代表”。
当时，在别人眼里，和一同前来作战的战友比，我是幸运的，一枪没放就被提干了。
但话说回来，战争历来都为前方与后方，前后方的相辅相成，构成了战争的统一体。
当时，大家都是来参战的，谁分到前方与后方是组织决定的，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五年，来到广通火车站当军代表已经六年了，期间，也见证了我的成长，我从最初的见习参谋当到了副连参谋。
随着战争结束，铁路军事运输也开始转入正常状态，总不像战时那样，没白没黑地奋战在铁路线上。
我个人的终身大事，尽管费尽周折，总算有了结果。
开始，一些亲朋好友给我介绍了家乡的几位姑娘，她们一听说我在云南的边疆当兵，就摇摇头。
后来，别无他法的我，只好“就地取材”，娶了一位在铁路工作的当地女孩。
我所工作的车站营级军代处，编制就三个人，最多时四个人。说是部队，实际上就是穿着军装的铁路职工。
由于工作性质的决定，我天天工作在铁路线上，除了到昆明开会学习外，很少走出这大山深处。
提干时的第一任领导，相继升职离开广通回到昆明。新来的领导虽然年轻，我有点不太适应，慢慢地，我和领导的关系渐行渐远，感觉自己好像走进了死胡同。
那时，我从内心深处，开始有点讨厌起自己的工作环境来，渐渐有了想转业到地方工作的想法。
后经再三考虑，转业的主意已定，于是我就写了份“转业申请报告”。报告一式三份，分别交到了营级军代处党支部和驻分局、路局军代处党委，一时间上下闹得纷纷扬扬。
正当我准备卷铺盖走人时，上级不但没批准我的转业申请，而且宣布我为单位临时负责人。原因：现任领导到贵州遵义参加军区后勤举办的初中文化补习班，时间为一年。
这下可好，闹转业没走成，上级还给我压下了担子来。
也可能人在没“官欲”的情况下，工作更能放得开。于是，我带领两位参谋，除完成单位正常工作任务外，和广通火车站搞起了军民共建精神文明活动。
军代处宿舍和车站青工宿舍是邻居，两家共用一个旱厕，厕所长期无人打扫，有时脏的难以下脚。
我们三名军代表，就主动当起了厕所义务清洁工。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从军代处宿舍提水冲洗厕所，并长期坚持了下来，住在青工宿舍的铁路职工非常感动。
随着时间推移，军民共建活动不断深入，从简单的打扫卫生到改进车站旅客服务质量，再到和车站后进青年“一帮一”结对子，做思想促进工作，渐渐地，军代处和车站职工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令我们没想到的是，突然有一天，云南广播电台记者和军区后勤宣传处的领导来采访我们，这才知道，我们做的那些极平凡的工作，赢得了大家的认可，从而一下就出了名。
也可能是鉴于我工作表现，也可能是昆明军区和成都军区合并前，存在不同程度突击提干现象。1985年12月，我竟然能连升两级，从副连提升为副营，当上了驻广通火车站军代处副主任，并且是以副代正。
尽管连升两级，我没有沾沾自喜，依然做着该做的一切。曾国藩说：顺境不惰，逆境不馁，以心制境，万事可成。这句话，对我的触动很大。
作为一个农家出来的年轻人，只管努力做好自己的分内事，其它的，就交给上天。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如今我从大校的位置上，也已经退休三年了，每次回望军营那次被连升两级的经历，我都会说，那并不是我比别人强，只不过我比幸运罢了。
满招损，谦受益，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