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向前仿佛是怕父亲误会，连忙语气急切的解释道：
“我不是说我自己，我早就不在乎别人怎么瞅我了！我是说您和我妈你们老两口都是要强，把脸面看的比天还大的人。一辈子清清白白，走在人前脊梁骨都是挺直的。
要是我和润叶真的复了婚，润叶带着那个孩子进了咱家的门，别人会怎么说？那些唾沫星子，那些指指点点的闲话，还不把咱们李家给淹了？
您二老辛辛苦苦一辈子挣来的名声和尊重，到时候你们怎么受得了？咱们李家在原西县，在黄原市，还怎么挺胸抬头的做人？
润叶也是因为这个，她心里比谁都明白，也比谁都难受。所以她从来不提我，也从来不提，我们俩都小心翼翼的避开这个话题。
我们现在这样，偶尔能见见面，她能来看看我，给我送口热乎饭吃，我能看看孩子，说说话，互相取暖，已经是老天爷在开伊恩了，很好了。我们都不想因为自己这点掰扯不清的事，再让您二老跟着我们被人戳脊梁骨，抬不起头来。”
李向前说完这些话，仿佛用尽了全身力气，再次深深地低下头，肩膀微微塌了下去，整个人都缩在那沾满油污的蓝色工装里，显得异常渺小和微弱。他像是卸下了一个背负太久的沉重包袱，但旋即又被更大，更无形的无奈和绝望所笼罩。
李登云呆呆坐在低矮的马扎子上，儿子的话，不像锤子，倒像是一把钝刀，一下下的、缓慢而沉重地搁在他心上。
他原本心里那点因为看到两人意外和谐的相处而悄然燃起的微弱希望之火苗，被这残酷至极的现实和一盆冰水彻底浇灭，连一丝青烟都没留下。
李登云忽然全明白了，他明白了儿子和，自己的前儿媳田润叶之间那种看似亲近、彼此牵挂，却又始终隔着一步之遥，无法真正靠近的复杂关系。
原来不是不想，而是不能。横亘在他们二人之间的，不仅仅是过去，感情留下的深刻创伤，更是这世俗社会里人言可畏，面子大于天的现实铁丝。
而这副沉重枷锁的铸造，他们这些老一辈人，固守的观念和在乎的名声，又何尝没有亲手递过锤子呢？
李登云看着儿子低垂的、已经显出些许灰白的头颅，看着这个曾经让他操碎了心，恨铁不成钢的儿子，如今，独自一人在这油腻昏暗的方寸之地，默默承受着这一切苦果和煎熬，心中原先对田润叶积攒的那股强烈的怨气，不知不觉间，竟像被风吹散的烟，消散了大半。
转而化作一种沉甸甸的、混合着心痛、无力、无奈和一丝难以面对儿子的羞愧的复杂情绪。一股更强的秋风从敞开的门口灌进来，吹的地上几张废纸屑和灰尘打着旋乱舞，野炊的李登云心里一片冰凉，仿佛每个角落都灌满了寒意。
修车铺里陷入了更长久的、令人窒息的沉默，只有那台老旧收音机依旧不知疲倦的播着含混不清的唱腔，那调子悲悲切切像是在为这沉重的化不开的一幕，配着最苍凉的背景音。
空气中，浓郁的令人呼吸发自的机油味儿，和方才田润叶带来的饭菜残留的、已经冰冷的些许香气古怪的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奇特而极度压抑的氛围，紧紧包裹着这对相对无言的父子。
李登云的心情复杂的像一团被猫抓过的、纠缠不清的乱麻，但是有一个念头却异常清晰的穿过所有分子，浮现在他的脑海里。自己的儿子，这辈子怕是就认准了田润叶这个女人了。
要不是心里从来就没有放下过，根深蒂固，儿子李向前他何至于此？放着原西县供销社车队那份体面又清闲、多少人求之不得的工作不要，非要像个自我流放者一样跑到这人生地不熟的黄原市从头开始，就只为守着这么个又脏又累，社会地位低下的破修车铺？
他图什么？还能出什么？还不就是为了图能离田润叶近一点，能守着她哪怕是以一种卑微的旁人，都无法理解，甚至嗤笑的方式，远远的看着，偶尔能说上几句话，吃上一口她送的饭菜就心满意足了。
儿子的修车铺开业之后，李登云虽然从未来过，但是儿子的情况，他通过各种或明或暗的渠道也知道的差不多。
他甚至知道，许多细节，比如田润叶离婚后，那个日渐破了的孙少安，似乎还想欺负她们孤儿寡母，想要占点便宜。
是李向前这个早就已经没了名分的前夫，默默的却又异常强硬的替她撑着腰，找回了场子，让孙家人彻底熄了火。儿子做的这些事情，李登云心里都清楚，只是从未点破。
名声？传宗接代？李家的颜面？这些曾经在李登云看来重于泰山、不容有失的东西，此刻，在儿子那深藏不露，却刻骨铭心的痛苦和那份近乎固执的、沉默的守护面前，忽然变得轻飘了起来，甚至显得有些虚妄。
他都这把年纪了，在职场上争强好胜了一辈子，与人争，与世争，到头来图个什么呢？拨开那些层层叠叠的身份和地位，最里面藏着的，不就图儿女能过的顺心一点，活的有点人样，有点笑模样吗？
思忖了许久，久到李向前都以为父亲不会再开口，今日的相见，最终只会以这令人难堪的沉默和无声的失望而告终时，李登云终于深深地几乎贪婪的吸了口气，那气息里饱含着修车铺里特有的、浓烈的机油味和岁月沉淀下来的无尽沉重。
李登云伸出手，那双曾经签署过无数文件的手，此刻没有指责，没有愤怒，只是带着一种笨拙的温柔，轻轻拍了拍儿子那沾满硬结油污，显得粗糙无比的。
他的声音沙哑的厉害，像是被砂石磨过，却努力透出一股下定决心的缓和：
“向前啊，爸以前是钻了牛角尖，脑子里那根老弦，总是绷着那些没用的东西，总觉得……唉，算了，不提了，都没意思了。
爸今天就把话搁这儿，润叶那孩子……以前的事，不管谁对谁错，都过去了，就让它翻篇吧。
她带来的娃，要是你们俩自己心里，真能过得去那道坎，真能不在乎往后那些闲言碎语，我跟你妈，我们，我们也能试着去接受。”
李登云看着儿子那猛然抬起的，瞬间布满震惊和难以置信的眼睛，眼神里甚至有一丝恐慌，仿佛害怕这只是幻觉。他的语气变得更加肯定，带着一种破釜沉舟的决绝：
“爸就你这么一个儿子，啥名声啥脸面都是做给外人看，都是虚的！爸就只盼着你能真真正正过的舒心，活的踏实。晚上能睡个安稳觉，白天脸上能有点真心的笑模样。
要是……要是润叶她现在能收了心，真心实意的想回头，想跟你好好过日子，那比啥都强！比啥都重要！爸和你妈愿意再给她一次机会，他样也是给我们老李家一次机会。”
这番话从一个一辈子把声誉地位，旁人看法，看的比什么都重的李东云口中说出，无异于是一种彻底的近乎颠覆性的妥协和最深沉的父爱。
他倒不是认可了那件让他如梗在喉的事，而是选择了原谅和接纳，选择了向现实和儿子的幸福低头，只为了儿子那双死寂的眼睛里，能重新燃起一点活下去的光亮和盼头。
李向前彻底呆住了，身体僵硬，像是被一道突如其来的闪电击中。他像是根本没听清，又像是被这完全超出预期、近乎石破天惊的理解和接纳冲击的完全失去了反应能力。
他愣愣地看着父亲，看着父亲那双平时总是带着几分威严，此刻却只剩下疲惫、心疼，和一丝近乎卑微的妥协的眼睛。父亲那平时总是梳理的一丝不苟，如今却已渐稀疏的白发，在修车铺昏暗摇曳的光线下，竟显得如此苍老和脆弱。
下一秒，这个当初离婚时都没在外人面前掉一滴眼泪，只是把所有苦楚和绝望死死的闷在心里，然后把自己往死里折腾的硬汉子，眼眶猛地一红，那层强撑了太久太久的坚硬外壳瞬间碎裂。
李向前积蓄了太久太久的委屈，不被理解的痛苦，巨大的压力，无法摆脱的无奈和那份深藏心底，无法言说，也无法割舍的爱，此时像是终于冲破了所有堤坝，找到了一个宣泄的出口。
他猛地低下头，把脸深深地埋进那双脏污不堪，散发着浓重机油味的手掌里，肩膀无法控制的剧烈颤抖了起来。
起初还是极力压抑的，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断断续续的呜咽，像受伤野兽的低嚎。但很快就变成了再也无法抑制的，如同山洪爆发般的嚎啕大哭。
那哭声里有多少个日夜不被理解的哭出，有多少次深夜独自舔湿伤口的孤独绝望，又有多少对命运如此弄人的不甘、愤懑和此刻被父亲全然接纳理解的巨大冲击与慰藉？所有复杂到极致的情绪，都随着这滚烫的决堤般的泪水汹涌而出，肆意流淌。
李登云看着儿子在自己面前哭的像个迷路多年，终于归家的孩子，他没有劝阻，也没有说任何多余的话，只是默默的一遍又一遍的轻轻拍着儿子那因剧烈哭泣而不断起伏的后背，他自己的眼眶也早已湿润，发热视线变得一片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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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正月十五刚过，年味儿还没有完全散尽，黄原市各个县的县城便如同约定好一般，骤然变得格外拥挤和喧闹了起来。
从各公社、生产队涌来的基层干部们，胸前一律别着一张醒目的红纸条，上面印着三个毛笔字——“代表证”。
一年一度的县、社、队、小队，四级干部会议，就在这片依旧残留着春节喜庆余韵的氛围里拉开了序幕。这仿佛已经成了一个雷打不动的传统，如同另一种形式的新年集会。
会议期间，原本规模有限的县城人口几乎翻了一倍，大街小巷人头攒动，各种口音的方言交织在一起，显得异常热闹。
县城里所有中小学的教室，机关单位闲置的房屋，甚至是窑洞，都临时搭起了地铺，睡满了这些从黄土地上来的掌握着最基层生产生活的杰出人物。
通常这种时候，县里都会请来戏班子唱几天大戏，鞭炮齐鸣，锣鼓喧天，似乎会议的气氛越热闹，取得的成效也就越好。
按照以往的老规矩，四干会的，主要议程无非是总结上一年的工作，分配安排新一年的生产任务。在全体大会上，由县官员做总结报告，县上的其他领导再围绕报告精神分别讲一番话，然后各公社代表团分组进行讨论。
然而，今年的四干会却与以往任何一年都不同。这是农村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的第一个四干会。
新鲜的生产方式带来了新鲜的气象，也不知是哪个县率先想出的主意，除了传统的会议日程，今年额外增添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新内容。
消息像春风一样传开，其他各县城都闻风而动，纷纷效仿。既然别的县城都这么搞，原西县当然也不能无动于衷，落了人后。
尽管新任县官员张有志个人内心对这种做法颇为反感，甚至有些抵触。他性格更倾向于务实和低调，觉得发展生产，改善民生，靠的是扎扎实实的工作，而不是敲锣打鼓的宣扬。
但是今时不同往日，以前他只是副职，遇到自己不感兴趣的事情还可以选择回避，但现在他坐在了一把手的位置上，肩膀上扛着的是整个县的发展和责任，就不能全凭个人喜好任性而为了。
更重要的是，张有志敏锐的意识到，这种活动表面上看似热闹浮夸，实则是在展示责任制改革带来的积极成果和农村的新面貌，所以他这才勉为其难的答应了。
于是，在经过短暂的权衡和必要的沟通后，张有志最终拍板决定，原西县的四干会，到时候也要这么搞。
很快，会议的正式议程中加入了相关安排，通知下发到了各个公社，要求各社推选出一批在过去一年里通过勤劳生产，合法经营而率先致富的冒尖户，专业户代表。
会议的最后一天，这些带着大红花的农民代表们将乘坐着披红挂彩的拖拉机、马车，甚至是开着新买的擦拭的锃亮的农用三轮车，组成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在全县代表们的瞩目和锣鼓鞭炮的喧闹声中，穿过县城的主要街道接受表彰。
张有志虽然拍板决定了要搞这次活动，但具体繁杂的组织实施工作，他自然是不会亲力亲为。他将这项任务交给了自己的副手，一位擅长处理具体事务、执行力强的领导，马国雄去全权办理。
马国雄接到任务后表现得雷厉风行，他深知，这类活动组织起来千头万绪，必须早早动手。于是，根据常委会的精神，他早在元旦前后，年前气氛正浓的时候，就组织召开了一次通往各公社的电话会议。
电话会议里，他的声音通过滋滋作响的线路，清晰地传达到各个公社的领导耳中：
“……各公社注意了！今年县里的‘四干’会，要增添一个新内容，这是展示咱们农村新面貌、宣传责任制成果的大好机会！”
他接着公布了县里制定的“冒尖户”标准。
为了让活动显得红火，也为了给各公社施加压力，他特别强调：
“名额方面，县里不做硬性限制！你们各公社，有多少符合条件的，就推选多少！实事求是，不搞平均主义！”
最后，他抛出了最具诱惑力的奖励措施，声音也提高了几分：
“凡是推选上来的‘冒尖户’，除了光荣！在春节后的‘四干’会上，要披红戴花，坐上彩车，在全县代表面前享受荣誉！接受大家的掌声和祝贺！除此之外，县里还给每户奖励一架——‘飞人牌’缝纫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