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如灿直言下狱
四月，皇帝下令要求官员们直言进谏，给事中李如灿上奏说：“我朝自古传承下来的祖制，历来被誉为良好。然而现今的问题是，军队并未切实发挥作用，却设立了众多兵员编制，百姓因此无法安居乐业；屯田不耕种而军饷开支庞大，百姓因此无法保证自己的粮食供应。军队训练不够，兵力增加的同时军饷越发短缺；军饷发放未经核实，发了很多却滋生士兵冒领军饷的现象。近期到处派出核实军饷的官员，却不断传来他们搜刮民脂民膏的传闻，假冒假占领问题并未减少，这样的情况还能算得上有良好的政事吗？魏呈润、詹尔选、李化龙、刘宗周等人都是因为一开口说出真实情况就被贬黜，如今陛下发布了征求直言的诏令，如果能宽恕这些人的前次‘愚行’，把他们召回身边，那么直言之士不用求自然会纷纷涌现。辅助君王治理国家，尤其依靠宰相大臣，现今朝中官员瞻前顾后，结党营私，又怎能不会水旱灾害频发和盗贼蜂起呢？”
皇帝听后大怒，下令将李如灿投入监狱。左谕德黄道周接着进言说：“陛下发布了求取直言的诏令，但说实话的人却遭到排斥，清理刑狱的过程中反而很快传出官员入狱的消息。即便大臣们清廉刚强，如果这样的局面持续下去，对于国家的安定和混乱又有何裨益呢？”
皇上对此很不高兴，严厉地斥责了黄道周。
杨光先参陈启新
四月，新安卫千户杨光先上疏弹劾陈启新，并牵扯到温体仁，他还亲自抬着棺材出行，以示决心。
杨光先指出：“陈启新深受皇帝信赖，从低微地位拔擢至言官之首，本应成为辅佐皇帝成就商周盛世，就像商周时期的傅说一样。然而，陈启新这个卑鄙小人在得势之后，产生了患得患失的心理，言行不一，只顾个人利益，正如世俗常说的那种表面上提供真方子，实际上却卖假药的小人。原本陈启新在疏文中所指出的国家几大弊病根源，现在应当首先着手解决，以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但自陈启新任职以来，却从未提及这些问题，他当初还在局外时，自称旁观者清，但一旦进入朝堂之中，就陷入困惑之中。
我现在所提出的清查屯田、核实军饷等问题，都是陈启新应当处理却没有解决的事务，也是他的份内之事。如果陈启新不了解这些弊端所在，那是他的无知；了解而不言说，那就是他的不忠。身为臣子而不忠，按律当处死刑。若以花言巧语欺骗皇上以获取高位，同样该死。陈启新原本是太仓州的军人，还做过漕运司的书办。在他的五千多字原疏中，处处透露出对人情世故的妥协，例如他曾特别推荐原任山西布政使樊良枢，而此人是他以前在刑司部门服务时的上司，专门在奏章中推荐，这难道不是出于人情吗？
最令人惊骇的是，原本与国家大局并无直接关联，也跟谏官的名誉和节操似乎没有太大关系，然而陈启新却以申明赏罚为由，为胡尔仪等人请求抚恤，难道不是为了胡尔仪等人每年四十两银子的贿赂？现胡尔仪仍在关臣衙门供职，陈启新却谎称他已经去世，这与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有何区别？陈启新的罪行足以判处死刑。
至于首辅温体仁，则与陈启新有所不同，治理国家、平定天下是他的责任，稳固国家、安抚危难是他的使命，包容宽厚应该是他的品德。然而温体仁主持国政以来，边境战事频发，京城两次遭袭，流贼在全国蔓延，他稳定国家和安抚百姓的策略何在？对国家面临的危机置若罔闻，对民间的怨言和苦难漠不关心，他扶持危难的责任何在？对于有益的劝谏之言不予接受，哪怕小小的怨恨也牢记在心，他宽宏大度的气量又体现在哪里呢？这三个方面他都没有做到，实在危险。作为一个臣子，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引咎辞职，以免耽误国家大事，但温体仁却浑浑噩噩，毫无作为，一点也不兴利除弊，只知厚着脸皮恋栈权位，简直是要断送天下苍生的生机。”
皇帝责备他胡乱干涉政务。陈启新上疏为自己辩护，皇上认为他在处理军国大事时没有提出任何有效建议，下令将他降两级官职但仍留任原职。杨光先多次弹劾陈启新，皇上因他擅自插手政事而大怒，对他处以廷杖并流放辽东。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壬午八月，当时陈启新已是刑科右给事中，因隐瞒丧事被弹劾，下放到巡抚和巡按那里审讯。随后他逃走了。